平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凉市爱国卫生管理办法的通知
甘肃省平凉市人民政府
平政发〔2006〕176号
平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凉市爱国卫生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部门，中、省驻平各单位：
《平凉市爱国卫生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第5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OO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平凉市爱国卫生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爱国卫生工作，保障城乡居民身体健康，提高全社会的整体卫生水平，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甘政发〔1990〕104号）、《甘肃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交通部关于在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室禁止吸烟的决定实施细则》等规章，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平凉市爱国卫生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平凉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包括市辖县、区)的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和个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爱国卫生工作，是指以消除危害健康因素、改善城乡卫生面貌、提高环境与生活质量、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为目的，由政府组织、全民参与的社会性、群众性卫生活动。包括健康教育、环境卫生、食品及饮用水卫生、公共场所卫生、环境保护、消灭“四害”、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卫生创建、单位内部卫生、农村改水改厕和环境综合治理等内容。
第四条 爱国卫生工作坚持政府组织、地方负责、部门协调、群众动手、科学治理、社会监督的基本方针。
第五条 爱国卫生工作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原则，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以治本为主，集中整治与经常治理相结合，以经常治理为主的办法，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
第六条 加强爱国卫生工作是各级人民政府的职责。各级政府应当把爱国卫生工作纳入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统筹安排，使城乡卫生水平的提高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相协调。
第七条 所有单位和个人都有参加爱国卫生活动的义务。积极开展和接受健康教育，提高卫生意识，遵守社会卫生规范。
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兴建、经营、管理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提供社会卫生服务，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对在爱国卫生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授予爱国卫生荣誉称号，并予以表彰奖励。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有关机关检举、控告。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街道办事处设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爱卫会是本级政府领导下的负责统一组织、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爱国卫生工作的协调议事机构。爱卫会由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其他有关单位组成, 建立每年两次委员会议制度。实行委员会统一领导、办公室具体协调督查、各部门分工负责的机制。其主要职责：
（一）宣传贯彻执行有关爱国卫生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制定并组织实施爱国卫生工作的规划、规章和制度；
（三）组织和协调开展本行政区域内的爱国卫生工作，指导、协调、督促各部门各单位履行爱国卫生工作职责和义务，对社会卫生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价；
（四）组织全社会成员参加爱国卫生活动和开展全民健康教育活动；
（五）组织创建卫生城镇、卫生单位活动；
（六）表彰奖励爱国卫生先进单位和个人；
（七）完成同级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九条 市、县（区）爱卫会下设办公室，作为同级政府和爱卫会的专门办事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爱国卫生的日常工作，其主要职责：
(一)执行爱卫会的决议并组织实施；
(二)督促本行政区域内各单位落实其承担的爱国卫生工作任务；
(三)组织开展爱国卫生检查评比和效果评价；
(四)宣传爱国卫生工作，推广爱国卫生工作先进经验；
(五)组织开展爱国卫生工作的调查研究、技术指导和专业人员的培训工作；
(六)执行爱卫会和同级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十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爱卫会各成员单位分工负责制。各成员单位按照下列职责分工，完成所承担的爱国卫生工作。
（一）发改部门负责把爱国卫生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二）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贯彻实施初级卫生保健规划，开展除害防病的技术指导、科学研究和卫生科学知识普及教育，负责对食品、饮用水和公共场所卫生实施行政监督，对重大疫情和各种疾病的发生、流行以及中毒事故等突发事件的防治，采取有效控制措施。
（三）建设行政部门负责环境卫生工作的监督管理，按照城市规划要求和城市环境卫生设施建设标准建设垃圾集中处理场，新建或者改造公共厕所，设置垃圾收集容器等环境卫生基础设施，组织推广城市生活垃圾袋装化，实行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和无害化处理，管理城市公共厕所和粪便无害化处理工作，加强市容环境卫生法制建设和执法监督，依法维持城镇环境的整洁、绿化、美化。
（四）农业行政部门结合新农村建设，围绕“村容整洁”目标，负责农村人、畜、禽粪便和其他农业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以及综合利用工作，开展农田灭鼠活动，与卫生等有关部门共同做好人畜共患疾病的防治工作。
（五）环境保护行政部门负责饮用水源的监测和保护，对废渣、废水、废气及噪声污染的防治工作实施行政监督，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六）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各级各类学校学生的健康教育、学校卫生设施的改善，净化、绿化、美化校园环境，提高学生健康水平，组织学生参加爱国卫生活动和卫生宣传活动。
（七）财政部门根据本级人民政府预算，负责为爱国卫生事业提供必要的经费。
（八）劳动行政部门负责企业劳动条件和工作环境以及职业危害防护工作的监督检查，组织企业开展健康教育和卫生知识宣传。
（九）工商行政部门负责城乡集贸市场、集市摊点等场所卫生的监督管理。
（十）水利行政部门负责农村人畜饮水卫生防护工作；负责城乡河沟清淤和垃圾清运工作；结合水利工程建设，配合卫生部门控制地方病的传播和饮用高氟水、苦咸水、污染水地区的改水工作。
（十一）宣传部门负责把爱国卫生工作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活动规划，常抓不懈。
（十二）文化出版部门和广播电视、报社等其他新闻单位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全民健康和遵守社会卫生规范的宣传教育，普及卫生科学知识，加强舆论监督。
（十三）交通、铁路等部门负责车辆及车站的卫生监督管理、废弃物收集处理、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卫生治理，协助有关部门开展重大疫情的管制工作。
（十四）文物、旅游行政部门负责文物古迹和旅游景点的卫生设施建设和卫生管理工作。
（十五）崆峒区政府加强平凉城区环境卫生工作，净化、绿化、美化环境，负责环境卫生的清扫保洁和市容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制的监管落实，负责单位居民区环境卫生管理和除害灭病工作，组织动员广大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巩固卫生城市创建成果，定期进行卫生检查评比，不断提高城区卫生整体水平。
（十六）工会、团委、妇联及其他成员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范围做好爱国卫生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 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应根据本部门、本单位实际情况，设立爱国卫生机构，配备专(兼)职爱国卫生工作人员，在当地爱卫会的领导下，开展本部门、本单位的爱国卫生工作。
第十二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创建卫生城镇、卫生单位等活动，按照国家和省制定的标准，制定创建规划，加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社会卫生管理水平。
各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开展以普及科学卫生知识、改善饮用水卫生条件、改造厕所和环境卫生治理、除害防病、健康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卫生村卫生社区建设。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为爱国卫生事业提供必需的经费支持。“十一五”期间，市县（区）按照城乡居民每年人均0.05元的标准，在同级财政预算中为爱卫办安排健康教育、卫生创建和改厕培训等事业费，并视财力情况逐年提高。同时安排省列农村改厕项目配套经费和除“四害”专项经费。
第三章 制度与管理
第十四条 本市实行以下卫生制度：
（一）每年4月为全市爱国卫生月；
（二）周末卫生日制度；
（三）城镇各单位“门前三包”责任制度；
（四）卫生义务劳动制度；
（五）卫生检查评比制度。
第十五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维护社会卫生的义务。都应当执行爱国卫生制度，按照国家和省制定的卫生标准，搞好所在区域的环境卫生，开展健康教育，宣传卫生保健知识。
第十六条 科研和医疗单位、生物制品厂、屠宰场应当将带有病毒、病菌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的废弃物集中收集，并向当地环保部门申报登记，在指定的地点密封、填埋或者焚烧。
第十七条 各级各类学校应当根据各自情况，开展健康教育，普及卫生科学知识，提高学生的卫生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
中小学校应当开设健康教育课，幼儿园应当对幼儿进行卫生常识教育。
第十八条 医院、影剧院、会堂、教室、大中型商场以及其它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室内，除专设地点外，禁止吸烟。在禁烟场所应当设置明显标志。对违反规定的吸烟行为应予制止。
第十九条 城市市区内严格限制养犬，禁止饲养家禽、家畜等有碍城市卫生的动物；因教学、科研以及其他特殊情况需要饲养的，须经市、区政府主管市容环境卫生的行政部门批准。具体管理办法另定。
第二十条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社区、村民委员会应当定期组织所属辖区内的单位和居民进行杀灭老鼠、苍蝇、蚊子、蟑螂等病媒生物及清除其孳生地的活动，使病媒生物的密度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标准之内。
第二十一条 进入市场的卫生杀灭病媒生物药品应有中文标明的名称、许可证号、使用说明、注意事项、生产日期、有效期限以及厂名和厂址。
鼠药、灭鼠毒饵的包装上必须有明显警示标志。
不得生产、销售和使用国家禁止用于环境卫生的急性剧毒杀鼠药剂。
第二十二条 从事环境卫生病媒生物防制的专业消杀公司和个人，须经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并取得合格证后，方可从业。
第二十三条 公民应当遵守公共卫生规范，培养文明健康的公共卫生习惯。城市的街道、广场、绿地、居住区和其他公共场所，禁止下列行为：
（一）随地吐痰、便溺；
（二）乱倒垃圾、污水、粪便，乱弃动物尸体；
（三）携带、遛放的家犬随地便溺不予清理；
（四）乱扔瓜果皮、包装物、纸屑、烟头、口香糖等废弃物；
（五）在禁烟场所吸烟；
（六）在露天或者垃圾收集容器内翻捡、焚烧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
第二十四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职能部门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相结合的监督制度。
市、县区爱卫会通过监督检查活动，督促各成员部门履行爱国卫生工作职责。
爱卫会各组成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部门承担的爱国卫生工作的检查监督。
新闻单位通过新闻报道对社会卫生进行舆论监督。
对破坏社会卫生的行为，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制止和向有关管理部门举报。
第二十五条 各级爱卫会可根据实际情况，聘任一定数量的爱国卫生监督员。爱国卫生监督员职责：
(一)宣传有关爱国卫生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对管理范围内的爱国卫生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
(三)对违反有关爱国卫生法律、法规、规章的单位和个人，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或配合相关行政部门依法进行处罚；
(四)负责同级爱卫会委托的其他爱国卫生管理工作。
爱国卫生监督员在执行公务时，应当佩戴标识，出示证件。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六条 对开展爱国卫生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政府或爱卫会按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二十七条 对已获得爱国卫生荣誉称号的单位和个人，经查实有弄虚作假的行为或卫生质量明显下降的，由授予其荣誉称号的政府或爱卫会取消其荣誉称号。
第二十八条 对不履行爱国卫生工作义务、卫生状况较差的部门及单位，由当地爱卫会责令限期改进，并可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爱国卫生监督员的依法检查。对拒绝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各级爱卫会可给予通报批评。
第三十条 拒绝、阻碍爱国卫生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的，由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交通部门的卫生检查员进行教育、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予以清理或者清除；拒不改正的，按照《甘肃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交通部关于在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室禁止吸烟的规定实施细则》，给予下列处罚：
（一）随地吐痰、便溺的，处5元以上30元以下的罚款；
（二）乱倒垃圾、污水、粪便，乱弃动物尸体的，处以1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三）携带、遛放的家犬随地便溺不予清理的，处1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
（四）乱扔瓜果皮、包装物、纸屑、烟头、口香糖等废弃物的，处5元以上20元以下的罚款；
（五）在禁烟场所吸烟的，处以10元以下的罚款，对经教育、劝阻仍不停止吸烟者，可处以20至50元的罚款；
（六）在露天或者垃圾收集容器内焚烧树叶、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的，处以1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单位和个人所负责的环境卫生达不到国家和省规定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按照《甘肃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对单位处以2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30元以上3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公共交通工具及等候室所在单位对吸烟管理不力的，由县级以上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取消卫生荣誉称号，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处以200至1000元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用于环境卫生的急性剧毒杀鼠药剂的，由县级以上工商、农牧、质监等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所生产、销售的药剂；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因生产、销售的剧毒药剂给他人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致人伤亡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公司和个人未取得培训合格证而从事卫生消杀业务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其他条款规定的，由有关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予以处罚。
第三十七条 依据本办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进行。
对单位处以10000元以上、对个人处以3000元以上罚款，以及吊销卫生许可证的行政处罚，被处罚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
单位和个人对依据本办法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八条 行政执法人员依据本办法行使行政处罚时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病媒生物是指导致人或动物生理机能发生病变的媒介生物，主要包括老鼠、蚊子、苍蝇、蟑螂、臭虫等。
本办法所称的卫生杀灭病媒生物药剂是指用于环境卫生的使用国家允许使用的原药，按一定配方配制出的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杀灭病媒生物的药品，主要包括粉剂、乳剂、溶液、缓释剂、气雾剂、驱避剂等。
第四十条 本办法由市爱卫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平政发〔2006〕177号
平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凉市城市低保人员医疗保险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部门，中、省驻平各单位：
《平凉市城市低保人员医疗保险实施意见（试行）》已经市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二OO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由法释[2000]3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引发的思考
阮能文
为了依法惩处交通肇事犯罪活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号）（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二）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解释》第四条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处三年以下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死亡两人以上或者重伤五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二）死亡六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六十万元以上的。
一、仁智互现、聚讼盈庭的不同反响
依据《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和《解释》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在交通肇事案件中，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只要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就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对该规定进行反面解释即是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下的，不承担刑事责任而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或者民事责任，刑事赔偿从而具有确定罪与非罪之功效。在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前提下，无能力赔偿数额在六十万元以上的，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具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即应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于此，“无能力赔偿数额在六十万元以上的”成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有无能力赔偿相应数额又成为刑罚加减的重要依凭。
此规定一出台，立刻引发了刑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领域有关刑事责任承担的平等性、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能否相互转换的激烈论争，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有之，其中反对声音尤烈。有论者认为，刑事责任承担得平等性要求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承担刑事责任得程度大小，都必须一律以法律的标准来裁决，不应以行为人的身份、地位、财富、性别种族为转移[1]。也有人对该条款的有效性进行责问，如有学者认为，此规定实际上是将易科制度引进到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易科制度应该是刑事立法所赋予的权力，而不是司法解释自身定制的权力，尤其是《解释》易科的不是刑而是罪[2]。这一规定实际上是确立了一个刑法从未使用过的规则，即刑事案件中，行为人对刑事责任的承担，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仅仅对于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实际上表明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可以转化，这种转化缺乏法理的有力支撑，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小于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3]。交通肇事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责令肇事者将他人的损失全部赔偿，正是采用民法手段予以解决，发挥民事责任制裁和预防功能的一个有效方法和尝试。此种解决方法，既可以弥补被害者的损失，还可以避免限制人身自由，同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充分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4]。
二、该规定的合理性探析
存在即是合理，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该规定的出台，不能说一定经过了多方权衡与考量、广泛的实证调查、充分的价值序位考虑，但至少可以说解释者对该规定的出台可能产生争论的广泛性，对于刑事司法的导向性等进行过思考。况且，该解释属于有权解释、法律适用解释，与刑法的相关规定具有同等的效力，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出现解释规定之情形必须适用该规定。循此路子，按图索骥，于是有了下文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对现行我国刑事立法对被害人利益的忽视提出了挑战，暗合了恢复性司法理念。
在传统刑法理念中，“犯罪侵害的是国家的利益，侵权侵害的是个人的利益”。一旦犯罪，即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行为人便欠了国家一笔债，同时刑罚是针对恶行（此处指犯罪行为）的恶报，以恶报制恶行，并努力寻求恶报与恶行的均衡，在行为人执行完被认为是恶报的刑罚后，不法行为人就“还清”了对国家所欠的债。“因为有了犯罪而科处刑罚”即是报应刑论的根据，理论界一般称为刑罚正当化根据的绝对主义。而目的刑论认为，刑罚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刑罚只有在预防犯罪的必要限度内才是有效的（一般认为，目的刑论的实质即是有效预防犯罪，目的刑论与预防论并没有实质差异，二者等同），“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刑罚”即是此意，此为刑罚正当化根据的相对主义。笔者以为我国刑法仍然坚持了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的统一，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在于正义性和合目的性，即刑罚正当化根据的合并主义，但是，正义性和合目的性在我国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中并不处于等同地位，正义性属于主要根据，合目的性属于次要根据，而不是相反。由此决定了我国刑罚设置的主要目的是对犯罪行为进行严厉的非难，让不法行为人承担不利后果，即刑罚设置主要是出于社会防卫之目的，属社会本位而非个人本位。基础理念的差异必然影响刑事立法技术进而决定刑事立法体系的架构。我国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侧重于正义性，深刻影响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在现有刑事立法体系中，被害人处于“边缘化”角色，作为刑事犯罪最直接的受害人几乎处于被遗忘的角落，被害人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刑事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一种异常“尴尬”的局面，其诉讼法地位与证人似乎没有实质的差异，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证据提供者，不过被害人的感受更为直接、具体，可以说我国刑事立法对于被害人利益的保护正处于一个“悲情期”。把“犯罪侵害的是国家的利益，侵权侵害的是个人的利益”作为基本信条的学者和司法实践者总是忘记了犯罪行为不过是社会危害性更大的侵权行为，轻微侵权行为还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作为严重侵权的犯罪行为，被害人却得不到应有的利益保护，其中的不合理性和不科学性不言自知。
在造成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同等责任以上（不含同等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交通肇事案件中，单就造成他人财产直接损失之情形而言，交通肇事的直接受害者无疑是财产的所有人（在某些情形下是财产的代为管理人-----笔者注），而不是国家，在达到法律规定的追诉标准时，便以交通肇事罪对其行为进行非难。根据行为与责任同在的原则，必须有犯罪行为才能被科以刑事责任，在因交通肇事造成私有财产直接损失的案件中，从某种程度而言，国家利益并没有受到任何牵涉，从而对此类行为科以刑罚的依据就值得推敲。笔者以为，在此类情势中，如果被害人与交通肇事者能自愿在中立的第三方的调解下，且能达成相应的赔偿协议，且交通肇事者能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让业已遭受破坏的社会关系得以修复，不追究交通肇事者的刑事责任自有其合理性。这就关涉到恢复性司法理念的相关问题。
恢复性司法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关涉各方共同解决犯罪问题，处理犯罪后果的过程及其未来的意义。其目的在于：1、充分地满足被害人的需要，如经济上的、情感方面的和社会方面的（包括对那些与被害人有着密切关系的和同样受同样受犯罪行为影响者需要的满足）。2、通过把犯罪人重新带入社火而防止其再犯罪。3、使犯罪人能对其行为承担主动的责任。4、再造一个有效支持犯罪者回归、被害人恢复的主动预防犯罪的社区环境。5、提供一条避免法治运作成本的不断增长及正义被不断地迟延的进路[5]。恢复性司法旨在诉讼效率的提高和司法成本的减少，当事人的意愿与裁决的社会效果。这一纠纷解决范式增强了被害人在纠纷解决中的主动权，同时也兼顾了被告人的利益保障，对于减少罪犯和预防犯罪大有裨益。
在我国恢复性司法理念属舶来品，学界和实践界通常认为我国尚处于法治的建设时期，恢复性司法理念属于后法治时代的产物，与时下我国法治环境并不相协调，恢复性司法在当下并不具备生存的法治土壤。如上所述，在我国，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在于正义性和合目的性，但是正义性仍是刑罚正当化的主要根据，报应刑思想仍然突出。笔者以为，限制性地引进恢复性司法理念对于中和突出的报应刑思想很有必要，恢复性司法将有效弥补报应性司法的不足。
在交通肇事造成除公共财产外的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肇事者负主要责任（含主要责任）以上，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之情势下，作为不法行为的直接受害者——被害人，对不法行为的感受最深。但是由于现行刑事责任的过度抽象化，刑法保护的是潜在的受害人，而不是不法行为具体的受害人，法益保护的抽象化仅仅注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的保护，“刑法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再明显不过体现了如是的道理，由此凸现具体被害人利益在刑法保障功能中的缺位，忽视具体人的具体要求的司法将最终导致司法的不公，所以必须从法益保护的抽象化向具体化的转变，注重不法行为人切身利益之保护，而不单单是强调抽象的个人意志。结合法释[2000]3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之情形，把刑事赔偿数额作为衡量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标准，换言之，即是让不法行为人积极赔偿具体受害人的损失，寻求非犯罪化或者减轻处罚的出路，该规定为具体被害人与不法行为人提供了对话的平台，让不法行为人真正面对受害人，作为公权力代表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形下，可以说是持“观望”态度，如果不法行为人无能力赔偿数额达到相应标准，将对其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反之则“袖手旁观”。这样的规定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修复了被毁损的社会关系。
（二）该规定体现了刑法谦抑思想。
刑法谦抑性又称为刑法的经济性和节俭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6]。关于刑法的谦抑性，日本刑法学家平野龙一指出它具有三个方面地含义：“第一是刑法的补充性。即使是有关市民安全的事项，也只有在其他手段如习惯的、道德的制裁即地域社会的非正式控制或民事的规制不充分时，才能发动刑法。……例如，交通事故对生命、身体的侵害，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适用刑法也会产生某种效果，但是，提高驾驶员与步行者的伦理与技术水平、改善道路与照明设备所受到的防止交通事故的效果会更大。第二是刑法的不完整性。如果象上面那样认为刑法具有补充的性质，那么发动刑法的情况自然是不完整的。……第三是刑法的宽容性，或者可以说是自由尊重性。即使市民的安全受到侵犯，其他控制手段没有充分发挥效果，刑法也没有必要无遗漏地处罚。在现代社会人不或多或少地侵犯他人就不能生存下去，因此，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就必须相互忍耐他人的侵犯。如果对所有的侵犯行为都禁止，反而容易阻碍个人的自由活动[7]。陈兴良教授认为，运用刑法手段解决社会冲突，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其一，危害行为必须具有相当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其二，作为对危害行为的反应，刑罚应当具有无可避免性。……一般来说，具有下列三种情况之一的，就说明不具备刑罚的不可避免性：（1）无效果。所谓无效果，就是指对某一危害行为来说，即使规定为犯罪，并且处以刑罚，也不能达到预防和抗制的效果。（2）可替代。所谓可替代，就是指对于某一危害行为来说，即使不运用刑罚手段，而运用其他社会的或者法律的手段，例如道德教育、民事或者行政制裁，也足以预防可抗制这一危害行为。（3）太昂贵。所谓太昂贵，是指通过刑罚所得到的效益要小于其所产生的消极作用[8]。由此可见，依据刑罚谦抑思想，只有在运用其他非法律的手段和民事、行政法律尚不足以规制危害行为时，刑法才具备了适用的条件。笔者还以为，在业已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对不法行为人科处相对较轻刑罚即可达到目的时，不应适用较重刑罚，属于刑法谦抑的应有之义。所以，“刑罚之界限应该是内缩的，而不是外张的，刑罚是国家为保护法益与维持法秩序的任务时的最后手段（Utima ratio）,能够不使用刑罚，而以其他手段亦能到达维持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及保护社会与个人法益之目的时，则务必放弃刑罚的手段[9]。
在法释[2000]3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情形中，就是充分发挥民事法律的规制功能，一方面让交通肇事行为的具体受害人得到了应有的赔偿，一方面也没有限制交通肇事者的人身自由，调动了不法行为人赔偿受害人损失的积极性，实则是“两全其美”。反之，如果动用刑罚，一方面可能打消交通肇事者赔偿被害人损失的积极性，让具体受害人得不到相应的赔偿，一方面如果所有的相同情形均以交通肇事罪论处，必然造成监狱人满为患的局面，人为加重司法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对不法行为人科处刑罚，其与具体受害人之间遭受破坏的社会关系没有得到修复，可能加剧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法行为人不敢真正面对受害人，而受害人对不法行为人的报应性情感没有得到满足，这一系列存在的问题，最终导致受害人和所在的社区不能重新接纳不法行为人回归社会，不利于罪犯的改造，更不利于犯罪的预防和减少。所以，对此类情形，用民事法律手段即可进行充分调整，刑法不必“事必躬亲”，再说动用刑罚的代价相对而言过于昂贵，不利于有限司法资源的有效配置，反倒增加了司法成本。总之，在规定情形中，赔偿数额作为是否成立犯罪和是否加减处罚的依据，用民事法律进行有效调整，对于具体受害人和不法行为人确实是“双盈”，减少了司法成本，也更有利于和谐社会共同生活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充分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
（三）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国民注重调解的习惯，符合普通百姓的心理
由于受几千年儒家思想的熏陶，加之我国尤其是广大农村更多体现为一个“熟人”社会、礼俗社会而非法理社会，普通百姓把打官司看成是一个不得已的下策而不是动辄对簿公堂。有西方学者曾这样说过：“在远东，法不过是为了确保社会秩序采取的第二位的、从属的手段，而且人们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它。在那里，人们觉得社会构成的和谐只是我们在自然和宇宙中看到其范式的普遍和谐的一部分。法带着枯涩的逻辑推理和外部强制的一切属性，是一种很幼稚的维持秩序的方法，适合于野蛮民族而不是文明民族。自愿服从的，在家庭、部落和村落发展起来社会共同体中行之有效的行为规范，在其渊源上不是来自于法律，而是由传统和谐地形成的不成文的行为规范总体。但是这些规范的目的不是使每一个人获得他应当获得的东西，而是使社会构成处于和谐状态之中。结果，解决纠纷不是在战场上留下胜者和败者，而是每一个追求自己权利的人必须注意，让对方‘保存自己的面子’。因此，在远东，权利的实现，最好的办法不是由法官作出一胜一负的判决，而是和平的调解、心平气和的调停。”[10]上述堪称经典的论述表明，在被害人在自己利益受损尤其属于轻微纠纷时，普通百姓很不愿意有强大司法机关的主动干预，他们深知公权力的介入使其在受到一定保护的同时需要承担巨大的代价。
在法释[2000]3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情形中，如果肇事者与具体受害人能在赔偿数额上达成协议且肇事者能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这样，既能满足普通百姓的心理，又能很好维护社会稳定，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作为公权力的国家刑罚权实无主动介入的必要。
（四）该规定体现了形式的、机会的平等，并不违反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由于人都希望得到尊重，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对于平等的要求素来有之。但是，何为平等，迄今还没有一个能让多数人接受的概念，只是形成了“相同或者相似的情形必须得到相同或者相似的待遇”是平等概念的基本要求的共识。平等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它所指的对象可能是政治参与的权利、收入分配的制度，也可能是不得势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它的范围涉及法律待遇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人类基本需要的平等[11]。“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即在对不法行为人科以刑事责任时也必须满足“相同或者相似的情形必须得到相同或者相似的待遇”的基本要求，在刑法理论上，则表现为刑事责任承担的平等性，也就是不法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承担刑事责任的大小，不能因行为人的财产、家庭、身份、学历等而有殊别。
任何事物都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事物。对于平等而言，也只有相对的平等，没有绝对的平等，绝对的平等只能是美妙的幻想，只能是在平等外衣掩饰下的更大的不平等，进而刑事责任承担的平等性也只能是相对的平等。“相同的名义指刑不是相同的是在之刑。年龄、性别、等级、命运和许多其他情节，应该调整对相同之罪的刑罚。如果罪行是人身伤害，同样的财产刑对富人将无足轻重，而对穷人则沉重不堪；同样的刑罚可能给某一等级的人打上耻辱的烙印，而对低等级之人则可能毫无影响；同样的监禁对一个商人可能是毁灭的打击，对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则无异于死刑，对一个妇女可能意味着终身耻辱，而对其他状况的人也许无关紧要。”[12]
笔者以为，现代意义上的平等概念更多体现为机会的、形式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只要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的规定作为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就足以体现刑事责任承担的平等性，因为它为每一个不法行为人均提供了相同的免刑机会。至于各不法行为人能否以自己的财力为保障，达到出罪或者减轻处罚的目的，则不是刑法所能调整的范围。即法释[2000]3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体现了机会的、形式的平等，并不违反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三、该规定存在的不足
刑法理论研究的对象不应以刑事立法（此处刑事立法属于广义，包括刑事司法解释）为圭臬，理论来源于实践，刑法理论研究的源泉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刑法理论应该对刑事司法和刑事立法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理论却高于实践，理论研究的目的是要指导实践，所以，刑法理论研究不能唯刑法立法规定是瞻，不能仅仅对现行刑法立法进行研究，否则理论研究就丧失研究的品格，缺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刑法理论研究成为完完全全的注释法学，不仅不能完善刑法理论自身，更不能有力指导实践。
（一） 该规定超越了司法解释之权限，属越权解释。 根据我国立法精神和司法解释的原则，只有在下列情形中，才能对法律进行解释：（1）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2）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法律所作的司法解释，自然不能超越法律的相关规定，否则就超越了司法解释的界限，属于越权解释。而《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只是规定了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就要科处相应的刑罚，而法释[2000]3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则是把刑事赔偿与对不法行为人是否以犯罪论处或者是否从轻处罚相挂钩，等于说创造了新的规范，违背了《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超越了司法解释的权限。
（二） 该规定违反了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不可转换之原则。
刑事不法和民事不法存在实质性差别，前者的社会危
性远远大于后者的社会危害性。除此以外，民事不法遵循“无损害即无赔偿”的原则，而刑法可以处罚未遂犯；民事不法中有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即严格责任两种归责原则，而刑事不法必须具有主观罪过，而且刑法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除非刑法有明确规定等等。可见。刑事不法行为人与民事不法行为人在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显然不可等同，故国家和社会对其非难程度显然应体现梯次性。但是法释[2000]3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却将赔偿数额作为罪与非罪的考量标准，依据刑法关于交通肇事罪的相关规定，在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前提下，本应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肇事责如果能赔偿相应数额，责可以免于对其科刑转而适用民事法律予以调整。该规定从而疏忽了民事不法和刑事不法的实质性差别，突破了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不可转换之规则。
（三）规定中的“无能力”一词用语模糊，指待不明
刑法不仅仅是裁判规范，也是行为规范，所以刑法立法必须尽可能考虑到让国民充分认识到该规范规制行为的后果，即国民对刑法规范有较好的预测可能性，以引导其自身的行为，否则，刑法规范的规制、引导功能将丧失殆尽。由此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国民行为的萎缩，刑法从保护国民自由的一面转向了限制了国民自由，而且，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也是罪行法定原则的应有内容。伟大的法学家耶林曾说“立法者应该象哲学家一样思考，象农夫般说话。”[13]为了充分顾及国民对于刑法规范的预期，作为有特定调整范围和目的的刑法规范便使用了部分普通用语，从而有了规范用语与普通用语之界分。
就规定中的“无能力”一词而言，属于普通用语的范畴， “无能力”一词从普通用语的角度而言，仅仅是指交通肇事者没有足够的财产赔偿具体受害人的损失，关注的是不法行为人的财产状况，依此理解，结果是有产者永远不会构成该种犯罪，显然不合立法旨意。结合该解释的规定，其意旨仅仅在于肇事者是否赔偿受害者的结果，而不是关注其财产状况，因为是否赔偿了受害人的损失，显然是不法行为人悔罪的重要表现，即可以作为其人身危险性减小的考量情节。在这里，该规定的指涉是相当模糊的，很容易造成错误理解（相对于正确适用法律的角度而言），“无能力”作为普通用语的使用突破了规范用语的底线，是不恰当使用普通用语的表现。
四、对该规定的合理化建议
尽管法释[2000]3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存在上述合理性，但是也有众多的不足，最主要的问题在于错误地把本应作为实行非刑罚化或者非监禁化衡量因素之一的刑事赔偿数额作为罪与非罪的界限，超越了司法解释的权限，对现行法律制度的冲击过大。笔者以为，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修改为“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十五万元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第四条第三项相应修改为“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三十万元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对原有规定进行如此实质性修改，就能够妥善解决法律位阶、司法解释权限、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关系等以系列问题。
首先，如此修改不会超越司法解释权限，刑法一百三十三条仅仅规定了“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的规定一方面没有明确界定不法行为人与受害人的责任进行相应的界分，另一方面“重大损失”没有明确的数额。如果不进行法律适用的解释，则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造成严重的司法不公，所以必须对刑法的含糊规定进行相应规定进行细化、明确，符合司法解释的条件，而且，作如此的解释根本没有突破原有刑法规定。“罪圈”的大小完全应该由刑法典进行确定，如果司法解释另行扩大或者缩小“罪圈”，都因违反刑法典的规定而无效。原有规定越权解释，变更了“罪圈”界域，显属不当。
其次，修改后的规定不仅充分考虑了在司法实践中，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的数量构成要件要素，而且全面考虑了刑法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的原则，交通肇事罪作为过失犯罪的典型，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反对态度，其意志因素中蕴涵的危害社会的倾向性不大，所以作为同样的损害财产性案件，过失犯罪在构成要件要素的数量上远远高于故意损坏财产的案件构成要件要素的数量也属于情理之中，也符合相关立法主旨。同时，也考虑到交通肇事是人类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附属品，任何社会规范对行为的规制也就不能完完全全以牺牲人类社会的进步为代价，所以不能对所有的交通肇事损害财产的案件均科以刑事责任，由此对交通肇事损害公私财产的案件确定较高的数量构成要件要素符合人类发展的总体要求。
再次不法行为人对具体受害人的赔偿，可以作为对被告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这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4日发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作了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所以作上述修改也就没有将刑事赔偿的数额作为酌定从轻情节予以规定，避免有重复之嫌。
参考文献
[1][3]参见杨忠民“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不可转换”，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
[2]见苏惠渔“现实与理想之间－－过失交通犯罪研究”，载高铭宣、赵秉志主编《过失犯罪的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3]参见侯国云“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释缺陷分析”，载《法学》2002年第7期。
[5]参见脱尼F.马歇尔著，刘方权译《恢复性司法概要》。转引自半块砖“建立受害人谅解制度的设想（续）－－论恢复性司法的本土化应在执行阶段实现”，载《犯罪与改造》（京）2004年第8期。
[6][8]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第7页。
[7]转引自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