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龙岩中心城市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规定的通知
福建省龙岩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龙岩中心城市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规定的通知
龙政综〔2011〕226号
新罗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
《龙岩中心城市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规定》已经市人民政府第七十三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龙岩市人民政府
二○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龙岩中心城市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龙岩中心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切实维护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城市建设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龙岩中心城市实际，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章 房屋征收管理
第二条 凡市（区）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均纳入市（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公共利益项目由市人民政府负责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总体负责中心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成立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由新罗区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相关职能部门领导为主要成员。
第四条 市建设局作为本市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中心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指导各县（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第五条 房屋征收部门可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项目业主应协助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做好征收与补偿相关工作。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实施的房屋征收项目，由项目主管部门牵头实施或委托相关部门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并提交风险评估报告。
第七条 房屋征收补偿费用包括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和购买建设产权调换房屋的费用。房屋征收补偿费用应当根据房屋货币补偿和补偿用房建设进度足额到位，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房屋征收补偿费用专户管理办法由市财政局商市建设局确定。
第八条 城市规划、建设、国土等部门应依法加强对建设活动的监督管理，对违反城乡规划法和土地法进行建设的，依法予以处理。
第九条 由项目业主向房屋征收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征收红线图和土地使用性质证明等材料。
第十条 房屋征收部门收到项目业主提交的征收申请及相关材料齐全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张贴房屋征收告知书，告知被征收人的权利和义务；并委托征收实施单位对房屋征收范围内房屋的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情况进行摸底、调查，被征收人应当予以配合，征收实施单位应将摸底、调查结果报经房屋征收部门审核后，在房屋征收范围内通过张贴公告、在房屋征收部门网站主动公开等形式向被征收人公布。同时相关部门应对征收范围内未取得土地房屋权属证书或土地房屋权属证书不全以及无合法批建手续的的被征收房屋依照相关规定开展认定工作。
房屋征收部门应书面通知规划、建设、工商等部门暂停办理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相关手续。
第十一条 房屋征收部门拟定的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应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和房屋征收部门网站上予以公布，征求公众意见，征求意见期限为30日。被征收人需提交意见的，应持土地证明、房屋权属证明和本人身份证明在征求意见期限内以书面形式提交。
第十二条 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50%以上被征收人认为征收补偿方案不符合规定的，房屋征收部门应组织由被征收人和公众代表参加的听证会，并根据听证会情况修改方案。参加听证会的公众代表可包括被征收房屋所在地街道（镇）、社区（村）组织代表、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法律工作者等。
第十三条 房屋征收决定涉及被征收人产权户数在800户（不含析产户）以上的，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第十四条 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五条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征收人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章 征收评估
第十六条 被征收人应当在房屋征收告知书发布之日起5日内自行（以多数人意见为依据）协商选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若被征收人无法形成多数意见的，则在上述期限届满后3日内由房屋征收部门通过公开抽号的方式随机选定。公开抽号时，邀请被征收人代表、被征收房屋所在街道（镇）、社区（村）代表等参与监督。
第十七条 同一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征收评估工作，原则上由一家房地产估价机构承担。
第十八条 被征收房屋主体建筑市场评估价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评定。若同类房屋的交易价格缺乏案例的，以房屋征收公告之日的上一年内同区位多层商品房住宅第三层（修正高层所增加的建安费用及电梯费用）的交易价格，采用三个以上（含三个）同区位不同楼盘的多层商品房市场交易案例进行综合评定，评定后的价格作为房屋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的结算价格。
第十九条 产权调换房屋市场评估价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评定，其评估时点应当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
第二十条 被征收房屋二次装修补偿指导价格，由市物价局、建设局牵头制定并每两年发布一次。
第二十一条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及工作人员应对各评估事项进行科学鉴定，独立、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对被征收房屋进行估价并出具评估报告。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及其估价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将其列入不良信用档案并暂停将其列入房屋征收评估机构公示目录（含评估机构名称及估价师名单），暂停期限为1年：
（一）按程序被选定为房地产评估机构，无正当理由弃权的；
（二）未依照约定及时出具估价报告的；
（三）估价报告经鉴定存在明显重大技术问题的。
第二十二条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及其估价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将其列入不良信用档案并禁止将其列入房屋征收评估机构公示目录（含评估机构名称及估价师名单）：
（一）因评估机构自身原因未依照约定及时出具估价报告次数累计达三次的；
（二）一年内累计两个以上项目（含两个项目）的估价报告经鉴定存在明显重大技术问题的；
（三）接受评估委托后无正当理由拒绝继续房屋估价累计达两次的；
（四）拒不按鉴定意见修改估价报告的；
（五）出具虚假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严重失实的；
（六）未经委托人许可转让房屋征收评估业务的；
（七）出现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
第四章 房屋征收与补偿
第二十三条 房屋征收补偿应遵循决策民主、程序正当、结果公开的原则，实行统一标准、统一征收、合理补偿。
第二十四条 被征收房屋的补偿面积，以土地房屋权属证书登记或规划、国土资源、建设等部门签发的合法有效文件为准。
在中心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已有合法住宅，又取得其他地块住宅《土地使用证》或经依法批准的住宅用地未建设房屋的，其补偿标准按照合法土地面积的同地类基准地价补偿。
第二十五条 被征收房屋的用途和土地使用用途以房屋所有权证书及土地使用权证书登记的为准。
第二十六条 对中心城市已纳入市（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的项目，征收房屋范围内未取得土地房屋权属证书、土地房屋权属证书不全或无合法批建手续的建筑，由城市规划、国土、房管部门组成土地、房屋产权认定工作小组进行调查认定。
第二十七条 征收公告发布之后，被征收人应当提供有关被征收房屋的土地房屋权属证明材料，房屋征收部门应根据调查收集的资料和被征收人提供的有关土地房屋权属证明材料，报请政府有权机关依法认定被征收房屋土地房屋产权。政府有权机关根据征收人提供的有关土地房屋产权资料，结合地形图、土地清查补办登记情况及其他有效原始材料等资料，对被征收房屋进行勘察、调查与确认。
第二十八条 对经认定为违法建筑的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新罗区及相关职能部门按有关规定依法予以拆除。
违法建筑系指违法占地的建筑或用地合法但未经规划批准擅自违规建设的建筑。
第二十九条 住宅征收补偿可实行货币补偿、房屋产权调换、部分房屋产权调换与部分货币补偿相结合的三种方式。非住宅房屋征收实行货币补偿。
（一）货币补偿。将确认的被征收房屋合法产权面积按市场评估价折算成货币，由被征收人自行购房。
（二）房屋产权调换。根据合法建筑面积情况，进行产权调换。依照前款规定计算被征收房屋的补偿金额，并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评估价款结算差价。
第三十条 按照就近安置原则，住宅征收补偿实行套房安置，实行“先腾房、先选房”办法，在相应安置小区内按选房顺序号进行选房并限期签约。
第三十一条 征收房屋范围较大的项目，可根据安置小区地块实际确定设计户型、幢号、朝向，并按照前款原则，由被征收人先行选择户型，签订协议并拆除被征收房屋。待产权调换房屋设计图确定后，按照协议签订所确定的户型范围进行选房。产权调换房屋建设至1—3层时办理预结算手续。
第三十二条 被征收房屋产权人人均基本保障补偿面积（简称保障面积，下同）为30平方米（建筑面积，下同），人均补偿面积不足30平方米的，可按30平方米进行补偿。
第三十三条 享受保障面积的被征收房屋家庭和人员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被征收房屋家庭成员必须具有房屋征收所在地常住户口，在被征收房屋实际居住且在龙岩中心城市规划区内无他处住宅。
（二）在征收公告发布后分家析产或者迁入户口的，除因学生毕业、军人复员转业、结婚、出生需落户外，按原户籍登记人口认定。
第三十四条 被征收房屋产权人，在合法产权面积内，按家庭成员人均45平方米予以补偿，人均补偿面积原则上不超过90平方米。剩余的合法产权面积鼓励货币补偿。
第三十五条 被征收房屋产权人在中心城市规划区内无他处住宅，且其合法产权面积达不到家庭成员保障面积的，可按不超过保障面积进行补偿。其合法产权与保障面积的不足部分，按照同期同区位或相邻区位当年度的限价商品房价格结算，因户型原因超出的部分按照市场评估价格结算。
第三十六条 被征收房屋产权人，其子女满18周岁（未独立分户）的，可以析产分户补偿，但析产面积不得少于35平方米。选择析产分户补偿的，其子女不再列入被征收房屋产权人家庭成员计算补偿面积。析产分户补偿面积可按家庭人口3人保障面积计算。补偿面积价格按照前款结算。
第三十七条 被征收房屋产权人属征收所在地常住户口的低保家庭，在中心城市规划区内无其他住所，其合法产权面积达不到保障面积，且要求实行房屋产权调换补偿的，单个或两个成员家庭按2个人口的保障面积进行补偿，三个及三个以上成员家庭按不超过3个人口的保障面积进行补偿，合法产权面积不补差价，超出部分按照同期同区位或相邻区位当年度的经济适用房价格结算。低保家庭具体标准，由民政部门认定。低保家庭认定及征收补偿情况应张榜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十八条 已经办理独生子女证的独生子女户可奖励一个人口保障面积指标，其奖励的保障面积按照同期同区位或相邻区位当年度限价商品房价格结算。被征收房屋产权人有多处房屋且为独生子女户的，只享受一次奖励面积。
第三十九条 实行房屋产权调换，安置房不能一次性完成安置，需要被征收人自行过渡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在被征收人腾房后，经征收人验收合格的，逐月发放，至安置房交付使用时停发。
第四十条 过渡期限自被征收人与征收人签订协议并将被征收房屋交付拆除之日起计算，超过过渡期限按规定加倍发付。
第四十一条 被征收人为贫特困残疾人家庭的，其临时安置补助费、停产停业补助费及搬迁费按标准提高20%发补。
第四十二条 选择货币补偿的，补偿款在被征收人签订协议、腾空房屋并拆除后，由征收人在规定期限内一次性付清；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或部分房屋产权调换与部分货币补偿相结合的，签订协议、腾空房屋并拆除后，先发放搬迁补助费、停产停业补助费；选房后补偿款与安置房款一并结算，应付补偿金额与应缴金额对抵结算后，超出部分征收人在规定期限内付清；不足部分被征收人应在安置房交房前按规定缴清。
第五章 相关奖励政策
第四十三条 在征收签约期限内，选择货币补偿签订补偿协议并按期将房屋交付拆除的，按合法产权面积奖励300元/平方米。超过签约期限或未按时腾房、拆除的不予奖励。
第四十四条 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合法产权面积按征收期限内按要求腾房的，奖励30元/平方米搬迁补助费，在征收期限内签订协议且拆除房屋的，再奖励100元/平方米拆除补助费。超过签约期限或未按时腾房、拆除的不予奖励。
第四十五条 被征收人是独立产权人，征收面积少于90平方米，且在中心城市规划区内无其他住房的，在征收期限内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并签订协议将征收房屋交付拆除的，自行周转过渡的，按90平方米发放临时安置补助费。超过签约期限办理的，按实际征收面积发放临时安置补助费。
第四十六条 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并从高区位到低区位异地安置的，在等面积补偿的基础上，每相差一个区位增加15%的面积补偿。同一项目跨不同区位的采取就近上靠原则。
第四十七条 在征收期限内签订征收协议的，套房所配置的合法杂物间补偿价格按征收房屋市场价的50%予以补偿。
第四十八条 被征收户家庭成员有60—69周岁的老人给予一次性补助临时安置补助费1000元/人，70—79周岁的老人给予一次性补助临时安置补助费1500元/人，80周岁以上的老人给予一次性补助临时安置补助费3000元/人。
第四十九条 产权调换房屋为高层的楼层补差以5层为基准层，低于五层的每下一层每平方米结算价递减30元；高于五层至十七层的每高一层每平方米结算价递增40元；十八层以上的每高一层每平方米结算价递增30元。
第五十条 按时腾房签协议并将房屋交付拆除的，给予楼层差减半的奖励。
第五十一条 本暂行规定的奖励及保障政策，作为今后项目审计的必审内容，在实施过程中，任何单位、机构和个人必须严格掌握，不得滥用。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暂行规定由龙岩市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三条 龙岩中心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征收，在《土地管理法》法律法规作出修订之前，参照本暂行规定精神执行。
第五十四条 房屋征收服务费安排原则、比例另行确定。
第五十五条 本暂行规定实施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并发布房屋拆迁公告的项目，按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原下发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六条 本暂行规定自市政府批准之日起施行。此前市人民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下发的相关规定与本暂行规定精神不相符的，按本暂行规定精神执行。本暂行规定若与今后国家、省出台的配套意见或办法不一致的，从其规定。
论法官的诉讼指挥权
——以民事诉讼为考察对象
周志刚
“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地位问题，是一切民事诉讼制度的中心问题。”［1］ 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现代民事诉讼机制为目标的审判方式改革，其核心内容是在法官权力与当事人权利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对于民事诉讼中的重要角色主体——法官来说，实现对自身角色的理性认识和准确定位，将对推进这场改革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两大法系不同诉讼模式下的法官权力进行比较研究，考察其发展演变所带来的启示，从而论及我国的民事诉讼改革应当恰当处理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二者的关系，并对诉讼进程中法官职权的具体体现——诉讼指挥权加以分析。
一、两大法系不同诉讼模式下的法官权力比较
“比较法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并改进本国法。”［2］在进行我国民事诉讼改革时，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加以研究并借鉴其有益经验，是十分必要的。
传统观点认为：西方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可以划分化为两大模式：一是当事人主义（又称为“对抗制”）模式；另一是职权主义模式。 前者以英、美为代表； 后者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其中德国
最为典型。这两大模式分野的焦点在于当事人与法院（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究竟谁起主导作用。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为普通法系（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其特征是：诉讼双方当事人在启动、推进、终结诉讼程序方面，以及在法庭辩论和提供证据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在诉讼中居于中立和超然的地位，一般不介入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法律通常禁止法官主动收集证据或积极地谋求当事人和解，法官只能在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在法庭辩论终结以后作出裁判，并且裁判所依据的证据只能来源于当事人。整个民事诉讼程序，尤其是法庭辩论呈现出激烈的对抗色彩，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双方当事人的“竞技”或“决斗”。当事人要想在竞技中获胜，必须最大限度地在法庭调查和辩论中发挥自己及律师的智慧、能力、辩才。为了使双方当事人能够有效地在诉讼中展开攻击和防御，同时也使陪审团和法官在双方当事人激烈的对抗中正确地采纳和运用证据，这些国家的法律通常设置了精细、严格、完整的程序制度 （如交叉询问制) 和证据法规则。
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一般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在职权主义模式下， 尽管对于诉讼程序的发生、 变更、 消灭等重大诉讼事项是由
双方当事人起决定作用，但法官不是消极的裁判者，他们依法定职权控制着诉讼的进程。具体表现在：第一，在开庭审理之前，法官可以通过了解案情，确定争议的焦点，积极主动地对案件事实进行必要的审查。第二，在庭审中，法官有权掌握和控制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有权主动地向当事人、证人等发问，并适时地促成双方和解。诉讼结果并非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及其律师的法律专业技能及辩才，法官在庭审中始终具有积极性、主动性。第三，法官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有权收集、审查和评判证据，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裁判，裁判所依据的证据材料并非完全依赖双方当事人，这一点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明显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两大法系的法官在诉讼进行中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但都承认并且贯彻民事诉讼中的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又被称作处分原则，是指“当事人有权决定诉讼的开始、诉讼的对象及终了诉讼的诉讼原则”。［3］基于处分权主义，又产生了辩论主义。对辩论主义原则的理解，一般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法官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根据；其二，法官应当将当事人双方之间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根据；其三，法官对证据事实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所提出的事实。 诚如一位西方法学家所言，“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共同流行的制度是处分制度。根据这个制度，提出什么争端，举出什么证据和作出什么样的辩论， 几乎完全取决于当事人。” ［4］ 即使是法官职权较大的德国，由法官主导诉讼的进程，但其底线仍是当事人的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采用的职权主义与前苏联民事诉讼法采用的所谓“职权主义”截然不同。前苏联所采用的民事诉讼结构，因其具有较为强烈的国家干预色彩而被认为是强职权主义或超职权主义，其特点突出表现为：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拥有绝对主导权，法院的审理和裁判可以不受当事人主张的约束。“法院须采取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措施，全面、充分和客观地查明真实案情以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不受已经提出的材料和陈述的限制。”［5］这种职权主义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客观需要。西方两大法系国家，由于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体制，因而在法制的基本理念和制度上具有共通性，在民事诉讼中即体现为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而正是这两个基本原则，构成了对法官职权的有效约束。
二、对现代民事诉讼中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关系的重新认识
20世纪初，庞德对普通法诉讼制度的批判，悄然拉开了西方国家司法改革的序幕。［6］不少大陆法系国家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加强了法院（法官）的程序控制权，对当事人的处分权予以限制；而在普通法系国家，强化法官职权作为改革的主线也清晰可鉴。20世纪70年代，世界诉讼法学界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法官权力的增加，传统的当事人主义原理的弱化(即使不抛弃的话)，这一潮流也为许多西方国家所认同，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英国和美国。实践证明，这一潮流是合理的，因为它提高了司法裁判之效率，使保障诉讼迅速且井井有条地进行成为法官之任务。”［7］
目前，两大法系各国面临着如何公正、迅速、经济地解决民事纠纷的共同任务，因此，加强法官的职权作用成为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传统观点认为在普通法系各国，法官在程序上的作用完全是消极的，而在大陆法系各国，法官在诉讼程序和证据调查中几乎处于支配地位，在两大法系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不过，在今天，这一观点不啻是一个神话。现实的程序观已超越了各法域和法系， 各种各样的程序方法在各法系之间是互相渗透的。” ［8］在国际
化、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各国出现了民事诉讼法一体化的动向。
回过头来看我国的情况，过去长期实行的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已充分显露其弊端，与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不相适应。1991年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不仅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基本制度已经确立，而且说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法院包揽诉讼的职权主义审判制度开始向尊重当事人权利的诉讼制度转变。在此大背景下，我国各级法院开始广泛推行以强化当事人权利、弱化法院（法官）职权为基本特征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改革中曾推出过“一步到庭”的审理方式，即不论案件是简单明了还是疑难复杂，在开庭以前，法官对所处理案件的了解仅限于原告的起诉状和被告的答辩状，对于其他证据一概由当事人在法庭上提供。一些地方学习借鉴英美国家的“对抗制”审理模式，对“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作绝对化的理解，法官不再调查取证，不主动询问当事人核实证据，而是由当事人在法庭上举证和相互质证，凡举证不能的则一概承担败诉风险。这些改革措施表明，我国正逐步引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某些原则。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之后，发现完全由当事人主导的诉讼制度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如某些案件由于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相差悬殊，如一味强调“谁主张，谁举证”，可能最终导致实体处理不公；而实行“一步到庭”的做法，由于法官和当事人在庭前准备均不充分，在法庭上法官又过于消极，指挥诉讼不力，导致案件事实久查不明，造成诉讼时间的拖延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当事人的成本无谓增加。对此，一些学者批评改革“已进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误区”，因而建议我国民事诉讼改革在目标取向上，应倾向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而非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随着审判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选择什么样的诉讼模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激烈争论的话题。
笔者认为，在现代民事诉讼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在程序中的自主权（主要体现为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这是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权自治”和“意思自由”原则所决定的。但绝对的当事人自主权并不存在。当今世界司法改革潮流中，两大法系诉讼模式日益融合，法官职权过度的国家，逐渐贯彻当事人的自主权，而对抗制色彩浓厚的国家，逐渐强化法官的职权。基于此，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改革，不能因为强化当事人的自主权而将法院（法官）的职权一笔抹杀。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国家司法改革中职权主义因素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前苏联及我国原先实行的“强职权主义”（或“超职权主义”）模式是正确的，改革要重回老路。职权主义并非改革的终极目标，正如纯粹的对抗制不能保障实质性正义的实现，故而不应设置无边际的对抗制诉讼模式一样，法院职权主义也并非毫无限制，它受到当事人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的约束，比如，在诉讼的提起、诉讼标的的确定或当事人的和解等问题上，法官不得以自己的意志取代当事人的意思，法官依职权对诉讼进行干预不得侵犯当事人程序保障权，不得偏袒一方等。当事人自主权与法官职权的有机结合、均衡分配，是世界各国民事诉讼的发展方向。 我国的民事诉讼改革，也应当通过合理分配诉讼程序中当事人权利与法官权力为基础来构造，在贯彻落实当事人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保留适当的职权主义因素。
三、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官诉讼指挥权的内容
如前所述，为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合理利用司法资源，力求实现公正与效率的最佳平衡，现代民事诉讼在强化当事人自主权的同时，并不排除法院（法官）的职权作用。从诉讼开始到诉讼终结的过程中，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如何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往往需要加以组织、安排、引导和控制，法院（法官）的这种职权体现在诉讼进程中，即为诉讼指挥权。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法院在监督诉讼程序合法进行，谋求完全、迅速的审理，尽快解决纠纷的条件下所进行的活动及其权能的总称。”［9］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笔者认为诉讼指挥权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程序引导权。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和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两种模式各具有合理性，但也有其自身的缺陷。我国民事诉讼改革应当分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构建庭审中法官和当事人互动的良性机制。一方面，应当看到我国原有的强职权主义审判方式严格限制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充分参与程序的权利，法官过度操纵和控制诉讼程序的进行，当事人完全成为被动的诉讼主体。所以，审判方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弱化法官的职权，强化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要看到纯粹的当事人主义往往引发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滥用诉讼权利，降低诉讼效率，甚至具有把整个诉讼活动变成毫无意义的竞技比赛的危险。所以，不能因为强调当事人的作用而放弃法官对诉讼程序实施必要的控制和引导。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笔者认为，法官在指挥诉讼中的程序引导权包括 ：（1） 对符合立案条件的起诉予
以受理，启动审理程序；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起诉，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2）通知被告应诉，确定并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追加或更换当事人等。（3）对案件的审理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的确定。（4）指定诉讼程序中的期日、期间，如举证时限、交换证据的期日和开庭时间等。（5）组织当事人进行庭前证据交换，确定争点。（6）促成当事人和解，或主持调解。（7）指定或委托鉴定人。（8）根据法定原因，中止、终结或恢复诉讼程序。
（二）庭审指挥权。笔者认为，基于审判权的中立性和被动性的特征，决定了在法庭审理这一环节中，法官角色的基本定位是消极性的，其主要精力在于认真了解双方提出的证据，通过判断证据的真伪和证明程度，扮演好裁决者的角色。 当然，法官的消极性是相对的，其中也蕴藏着积极的成份。法官在庭审中既要维护审判秩序，保证庭审活动按照法定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又要及时归纳案件的争点，引导当事人围绕案情的焦点展开辩论，以提高整个庭审活动的功效。具体而言，法官的庭审指挥权包括：（1）宣布开庭和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宣告上一程序结束和下一程序开始。（2）为查明案件事实，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或者要求有关人员向法庭提供证据。（3）应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的请求，允许其发表意见及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当一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向证人提出诱导性的问题，或者提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应对方当事人提出的反对请求，可制止发问或者提示证人不作回答。（4）组织当事人合理而有效地进行质证和辩论，并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辩论顺序，对辩论进行限制、分离或者合并。（5）对诉讼参与人或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纪律，扰乱法庭秩序的，有权制止并依法予以制裁。
（三）释明权。 法官的释明权（又称阐明权）是日本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谷口平安先生首先提出的，是指法官为澄清争端和公正裁判而询问当事人以及向当事人提出建议的权限。［10］具体的说，就是在当事人的主张不正确、有矛盾或者不清楚、不充分时，法官可以依据职权向当事人提出关于事实及法律上的质问或指示，让当事人把不正确和有矛盾的主张予以排除，把不清楚的主张予以澄清，把不充分的证据予以补充的权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对法官行使释明权均有规定。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也规定，法官在审前会议对当事人之间不明确的主张或陈述，可以行使职权，促使当事人补充说明。释明权存在的合理基础是对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进行合理的限制和修正，纠正完全的当事人主义带来的诉讼迟延、成本增加等缺陷，其更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在当事人主义支配下，查明案件事实必须的诉讼资料由当事人提供，然而，由于当事人的能力或条件的限制，致使他们不能提出或说明自己的主张时，如果法官依然袖手旁观、无动于衷的话，就会出现应胜诉者不能胜诉，而应败诉者却赢了官司的可悲结局。这样的审判结果与国家设立民事诉讼的目的相违背，而且也是对公正、公平审判目标的讽刺。因此，强调法官释明权的同时，还应强调释明含有义务要求的一面。如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长对有必须释明的地方必须加以释明”。法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对事实提供解决争讼所必要的说明；如果法官认为对解决纷争是必要的话，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其对法律根据的说明。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 虽然没有规定释明权制度， 但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公
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 明确了 “ 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以及“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以上规定可以被视为是法官的释明权，但并未完全涵盖释明权的内容。笔者认为，以下的几种情况法官也可以行使释明权：（1）当事人的请求或陈述中包含相应的意思，但未能正确表达或清楚表达时，法官可以释明；（2）当事人提供的诉讼资料不充分时，法官可以通过释明促使当事人补充或提出新的诉讼资料；（3）对当事人的不当声明，应通过释明加以消除。从性质上说，释明权是法官为明了原告或被告所主张的请求和事实情况而对当事人的主张和举证活动加以引导的一种诉讼程序上的指挥权，而不是代替当事人主张和举证，因而释明权的行使仍然必须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和辩论权。 为防止法院行使释明权影响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德国和日本等国家民事诉讼法规定，对一方当事人释明的情况必要时告知对方当事人，同时也允许当事人对法院的释明行为提出异议。此规定可兹我国借鉴。
（四）调查取证权。笔者认为，完全由当事人举证不符合我国国情，应当为法官保留必要情况下的调查取证权。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在当事人不能举证和必要时的调查取证的规定，与我国律师制度不发达，当事人的文化素质较低，经济拮据，收集证据的能力和条件有限等现实存在的问题有关。如果把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提升到绝对化的地步，其结果不仅违背审判方式改革的初衷，而且会造成大量案件的司法不公（主要是实体不公），进而动摇整个司法制度的根基。［11］所以适当的职权调查取证仍有必要。其积极意义在于，排除庭审查明案件事实过多受到的语言、辩论技巧的影响，避免因客观原因造成一方当事人举证不能而致判决对其不利且显失公平的情形发生，在保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追求实体公正。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专门规定了“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一节，其中对“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进行了限定，是指：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除上述情形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法院（法官）的调查取证权具有以下特征：（1）它是一种补充权，法官一般不积极主动行使。“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应当成为处理当事人举证和法院查证关系的一般原则。（2 ）它是一种限制权，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程序应在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申请的前提下启动；且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应严格限定为“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3）它是一种可以权，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是否准许，由法官审查决定；并且，经法院调查证据而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并非由法官承担。
四、结语
在当今世界，单纯强调某一种诉讼模式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远离了时代的潮流。“在程序法领域中，我们迎接时代挑战的最好方式，并非坚持古老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方案模式，而是要力图平衡当事人个人主动性与法官适当程序控制之间的关系。”［12］德国著名法官瓦塞曼在1978 年出版了《社会民事诉讼》一书，主张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结合，即诉讼由以当事人双方和法院构成的共同体来协同运作，在法院和双方当事人之间设立对话的桥梁，通过对话促进纠纷的早期解决。这种模式被称为协同主义。国外两大法系的民事诉讼制度在世界性司法改革潮流中已经发生了趋同性的演变，这种变化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笔者认为：我国的民事诉讼改革应当淡化模式之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合理划分当事人与法院（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权能，在加强当事人自主权利的同时，为法官保留适当的控制、管理诉讼的权力，形成解决民事纠纷的互动机制。这样的改革取向，既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恰好与当今世界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潮流相吻合。
(作者单位：四川省珙县人民法院)
注释：
1、（意）莫诺·卡佩莱蒂著：《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民事诉讼》，徐昕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2、（法）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3、（日）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译者前言”部分。转引自刘学在：《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之检讨》，《法学评论》2000年6期 。
4、（美）约翰亨利·梅利曼著：《大陆法系》，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转引自蔡虹：《 民事诉讼结构的调整及其基本模式的选择》，《法商研究》1998年5 期。
5、王福华著：《民事诉讼基本结构》，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6、范愉著：《诉讼的价值、运行机制与社会效应——读奥尔森的〈诉讼爆炸〉》，发表于《北大法律评论》1998年第1卷第1辑。
7、同注释1，第52 页。
8、（日）小岛武司著：《诉讼制度改革的法理与实证》，陈刚、郭美松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页。
9、（日）三月章著：《日本民事诉讼》，汪一凡译，（台）五南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99页。转引自何良彬：《处分原则研究（下）》，发表于《当代法官》（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办）2002年第2期。
10、（日）谷口安平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第119页。
11、黄松有著：《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国情意识》，发表于《人民司法》2000年第6期。
12、同注释1，第1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