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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粮食局办公室


粮食局办公室关于做好夏季储粮安全工作的通知



　　　　国粮办展〔2006〕12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局，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国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最近，在我国华东、华中部分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少数粮食企业的仓房和粮食受损较大。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2006年夏季我国主要多雨带可能出现在华北南部至长江下游之间，华南大部、西南地区西南部及内蒙古中西部等地区降水也较常年同期偏多，渭水流域、汉水上游、黄淮等地区可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洪涝，华南沿海将出现台风雨涝，江南中部及西北中部地区为主要少雨区；预计除青海大部、河北南部、山东等气温较常年同期稍偏低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的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或稍偏高；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热带风暴和台风个数将明显多于去年，在我国登陆的个数也较常年偏多。总体上看，今年的气候条件不利于粮食的安全储藏。为做好夏季安全储粮工作，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建立和完善新型粮食仓储管理机制。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高度关注库存粮食的储藏安全。加强仓储管理标准和制度建设，积极推进仓储企业规范化、标准化管理进程。加大对仓储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操作技能。要摸清当前库存粮食的入库年份、品质状况、储存状态以及仓储企业设施状况、管理水平等基本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要注意发现和总结企业在储粮安全方面的成熟技术、管理方法，加强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的交流，相互促进，共同提高。要建立和完善储粮安全事故报告制度，建立健全储粮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机制。在做好国有粮食企业仓储管理工作的同时，各地要加强对社会粮食企业仓储业务的指导，向社会企业提供技术、信息、政策等专项服务。

　　二、加强分析预测，指导企业做好仓储管理工作。各地要加强对本地区气候、库存粮食品质、仓储设施状况、粮食收购数量等因素的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性的意见和建议，指导企业做好粮食储藏、粮食收购、设施设备管理、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工作。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邀请粮油储藏、害虫防治、粮食品质以及农业、气象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相对稳定的专家咨询顾问组，会商储粮安全发展趋势，制订应对政策，排除储粮安全隐患。要定期向社会发布储粮安全信息，指导企业和农民做好粮食储藏工作。

　　三、加大协调力度，引导企业做好夏粮收购的准备工作。当前，南方部分地区库存水平高于往年，给夏粮收购带来一定压力。各地要采取措施，加大对仓储设施维修改造的力度，维持必要的收购能力。企业要进一步挖掘现有设施的潜在能力，通过腾仓并库、开辟临时收购场地、增加设备数量、增加临时周转场地、加快粮食流通速度等方式，提高企业收购能力和储存能力。对确有困难，需要露天储存的地区和企业，要从露天保管技术、铺垫维护器材、露天堆放场地等方面做好准备。露天储存量较大的地区，要根据当地气候环境和储藏习惯，制定并公布《露天储粮技术规范》，指导企业做好露天储粮工作，进一步降低库存粮食的损失损耗。

　　四、发挥技术和设施优势，积极开展农村储粮工作。各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粮食仓储企业要利用自身技术、设施、设备、管理、信息、人员上的优势，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导农民做好粮食产后流通工作。首先要指导农民改进粮食收获方式，提高粮食收获品质。尤其是稻谷产区，要指导农民选择合适的收获时间、收获方式、降水方法，提高稻谷的整精米率。其次要改变农民用粮习惯，提高农民家庭用粮转化率，重点是改变农民家庭饲料用粮方法，改善农村小型加工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条件，提高加工效率、降低加工能耗。第三，指导农民做好家庭用粮的储藏工作。通过开展代农储粮、助农储粮等工作，减少农民家庭储粮损失。

　　五、扎实工作，确保库存粮食安全度汛、度夏。针对我国今年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往年的情况，粮食企业要注意控制好入库粮食的温度、水分和杂质，要加大粮情检查的范围和密度，要注意分析总结粮情和虫情变化趋势。选择合理时间组织熏蒸和通风作业，通过粮面压盖、仓房密闭、顶层通风等方式，控制粮温升高的速度。针对今年部分地区雨水较多的情况，注意做好防水防汛工作。粮食仓储企业要加强对仓房防水、门窗以及库存排水设施的维护维修，要制定防汛工作预案，并按预案要求做好物资、人员、设备等准备。一旦发生汛情，立即组织救援。汛期要加强对库存化学药剂的管理，注意满仓过水仓房带来的涨库隐患，防止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摘要：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就要完善刑事辩护制度。在我国，律师的辩护权根本得不到保障，这主要表现在“会见难”、“调查难”、“阅卷难”、“质证难”、“申请调查证据难”以及律师的权益保护等，这就要求在立法上进行完善，增强律师的辩护权来实现控辩的失衡，最终实现司法公正。

　　关键词：刑事辩护；控辩失衡；司法公正


　　当前中国，公检机关是不折不扣的强力集团，而律师只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和自由职业者，是名副其实的幼小群体。我国《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进行的修改中，将律师参加诉讼活动的时间提前到了侦查阶段，扩充了辩护律师的权利并确立了控辩对抗的庭审模式。但是，法律的实施在实践总是要受到各种各样的牵掣，那么，律师的辩护权也同样不例外，律师的困境一直是制约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瓶颈。


　　一、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的价值


　　刑事犯罪一般都具有隐蔽性，刑事诉讼就是一个认知和查明的过程。首先，侦查机关通过一定的侦查手段来尽力探求已经发生的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然后再以审查起诉、审判等程序来达到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同时也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目的。刑事诉讼包括了控诉、辩护、审判三方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刑事辩护制度作为一种旨在对受刑事追诉者权利进行保护的制度，是刑事诉讼架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也不言而喻。


　　（一）增强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的防御能力，只有辩护律师的充分参与，才能最大限度的防止误判。刑事辩护制度的真正价值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和取得有效的防御权，并通过矫正控辩双方力量的失衡，来确保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


　　国家为了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采取各种限制甚至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一旦刑事追诉成功，便会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可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就是一个弱者。如果此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因此，为了防止追诉机关滥用权力压制被追诉人，必须使控辩双方达到平衡。


　　（二）有些权利只能由律师行使，或者由律师行使更好，再者，对于诉讼中存在的复杂问题，被告人缺乏能力应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非常重视口供，再加上我国目前的侦查技术比较落后，侦查人员的素质低下，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的事件经常出现，从而酿成的冤假错案比比皆是。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或第一次讯问后，就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了解相关案情，提供法律咨询，代为申诉，控告，代为申请取保候审等。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一方面可以使犯罪嫌疑人权利获得保障，另一方面可以适度监督相关机关的侦查活动，从而对侦查机关形成一种相对的权利制约。


　　二、刑事辩护的困境


　　（一）会见难。律师会见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指定之后，依法与其面谈，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及有关案件情况，或是听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指控犯罪的意见和理由，从而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为辩护作好进一步准备而进行的诉讼活动。[1]会见权的存在是律师有效展开辩护业务的基础和前提。那么，律师的会见到底有多难呢？下面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1、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在会见的次数、时间、审批程序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


　　（1）律师的会见率过低，侦查机关以各种理由或者根本就不提出任何理由而拒绝安排律师会见在押嫌疑人，律师要达到会见委托人的目的，往往要采取“向领导或上级部门反映”等非法律的手段才能实现。


　　（2）会见的审批程序太严，律师提出的会见申请往往被任意地拖延。[2]


　　（3）会见的次数、时间受到严格限制，侦查人员在会见时普遍在场大大损减了律师会见的效用。许多侦查机关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只能会见一次犯罪嫌疑人，并且会见的时间太短，使律师很难系统、全面了解案情，说不了几句话就得草草收场，使律师会见的作用无法实现。


　　2、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会见往往还要求必须经过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的批准，并且在共同犯罪中，律师对同案被告人的调查会见也受到限制。


　　律师会见难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打击犯罪的理念成为主要价值，律师介入被视为对侦查的妨碍。其次，司法解释对刑事诉讼立法的扭曲，例如法律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但是律师会见时又必须提交“公安机关会见通知”，这也就暗含了律师在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中会见在押嫌疑人时需要经过公安机关的许可，这二者之间是明显矛盾的。再次，执行中不严格依法办事，对律师会见任加限制。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律师会见的规定存在一定的缺陷，各部门的解释又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就是这些不完善的规定在现实中竟然也根本得不到执行或者执行走了样。一些地方司法部门还制定了“政策”，使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较《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更为复杂和困难，甚至出现了律师不能正常执业、当事人埋怨律师无能的尴尬局面，较为严重的情况就是律师在会见中被抓，其人身权利遭到严重侵犯。


　　（二）调查难。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没有独立的调查权，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律师对于辩方证人的调查要经过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其次，律师没有强制取证的权利，在律师自己取证困难的情况下，要向检察院或法院申请来协助收集、调查证据；再次，律师对于被害人和控方证人的调查权受到两个限制：一要经过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二要经过被害人或者其探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