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锡兰政府代表团联合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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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锡兰政府代表团联合公报
中国 锡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锡兰政府代表团联合公报
锡兰政府代表团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八日到达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两国在互惠基础上设立外交代表，扩大两国贸易关系，发展两国经济合作和加强两国文化联系的问题进行初步的商谈。
锡兰政府代表团由为了达到本代表团的目的而派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使（团长）克劳德·科里亚爵士阁下，苏森塔·德·方席卡爵士阁下，国防和外交部长驻议会秘书、议员特·布·苏巴辛格先生和财政部高级助理秘书勒·库马拉斯瓦米先生组成。
锡兰政府代表团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由下列人员组成：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团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陈叔亮和亚洲司专员毕朔望。
会谈是在诚恳和友好合作的精神下举行的。在会谈结束的时候，两国政府代表团为了在互利的情况下促进两国的良好关系，同意：
（一）向各自的政府建议，一经作好必要的安排双方就互设大使级的外交代表。
（二）应该在互利的情况下扩大两国的贸易关系，为了这个目的，两国政府应该尽快开始商谈，以便缔结一项贸易和支付协定。
（三）应该在互助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的经济合作，为了这个目的，两国政府应该尽快开始商谈，以便缔结一项技术合作协定。
（四）两国政府代表团向他们各自的政府建议，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代表团应锡兰政府邀请即将前往锡兰访问的机会，双方开始进行商谈，以便实现上述第二条和第三条的协议。
（五）为了促进两国人民之间更为密切的友谊和相互了解，应该加强两国的文化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章汉夫（签字）
锡兰政府代表团团长（签字）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四日于北京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上沃尔特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中国 上沃尔特共和国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上沃尔特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签订日期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上沃尔特共和国政府，根据两国的利益和愿望，通过友好协商，一致决定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上沃尔特共和国政府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
上沃尔特共和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姬 鹏 飞 约瑟夫·科农博
（签字） （签字）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五日
一个案件就是一面镜子，能折射出公平正义的光辉。如何实现个案评价从差异性到趋同性的跨越，赢得当事人的广泛认同，是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的生动实践。
司法机关主要是通过办理案件和社会进行接触，法官阅卷开庭、合议判案、撰写文书，是从法律事实向客观事实的最远探寻者。从法律层面评价案件，最有发言权。其标准是裁判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法律规定，实体是否公正，要根据裁判结果做出判断，判决结果只要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幅度内作出的，裁判就是公正的；程序是否公正，以适用程序法是否严格和正当作为标准，根据案件审理的过程和方式做出判断，只要程序严格正当，就是公正的，这就要求法官吃透案情，认真查明事实，准确适用法律，依法裁量权利义务。
个案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司法公正寓于个案公正之中。当裁判文书送达生效后，当事人对法官的评价就上升为对法院的群体评价，加入到垒加司法公信的个案细胞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也要求法官追求公正司法的宏大目标，无论是一审、二审、再审案件，从个案裁判做起，做出一个法律上站住脚、群众普遍认可的裁判，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正面引导、积极影响诉讼参与人和社会公众的裁判评价。
当事人是案件客观事实的亲历者。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是个案公正的源头评价者。诉讼，说到底是一种利益之争。一方提交法律事实，想最大限度地还原客观事实，追究对方责任；另一方却托词辩解，最大努力地混淆客观事实，极力逃避责任，双方当事人既然对簿公堂，具有趋利避害的功利性倾向。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作为个案的直接接触者，对是否公正，内心感触最深，也最有发言权，其客观评价也最容易让人信服。代理人具有职业道德和法律素养，受聘于一方当事人，帮着增强诉讼优势，弥补法律知识和诉讼技巧的短板，评价更具有说服力。但是由于当事人的价值观念、法律意识等主观因素的不同以及个体之间主观认识存在差异，特别是当事人作为案件利益的相关方，多数情况下对案件裁判结果的评价一般以对自己是否有利为标准。
当事人置身案件之中，与司法行为有切身利害关系，特别是在基层，当事人文化程度往往不高，法律意识淡薄，没有程序、证据、时效意识，更注重自身感受，当事人一般都自恃有理。要通过法官介入，程序上得到平等对待，实体上追求公正结果，才能减少当事人的误解猜疑。每个案件的处理过程都是法官在当事人参与下最终做出裁判的过程，承办法官要及时感知当事人评价。庭审是司法公开的核心平台，法官要通过庭审争议焦点的质证环节，科学预判双方当事人的裁判预期，力争使裁判结果趋于公正。要充分借助社会力量沟通劝导，尽快地让当事人从诉讼的拖累中解放出来，最大限度地减少否定性评价信息的传递可能，增加社会公众案件评价的正能量。
社会公众是案件涟漪效应的波及者。生活中的每一个主体都可以对司法机关及其行为进行监督、评价，作出认同、合作、抵制等肯定或否定的回应。一般社会公众的评价主要是基于正义与良知的道义性评价，其底线是公民个体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基本尊严。社会公众评价应反映了法律的本质和精神，体现法律的社会性和人民性等法律理性特征。然而，社会公众没有参与诉讼活动，大部分案件的信息来源主要是一方当事人诉说或媒体网络，把自己看到、听到、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的个案情况，融入己见相互传播，道德观内化于心的社会公众的评价标准因其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不同而受传统文化观念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虽然直接利益并未受损，但会形成自己的判断并引起心理上的变化，当评价过低时，就会产生仇视心理，借助一定的案件爆发出来，声援、支持、参与，极易形成群体性事件。
目前，随着微博、微信等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自媒体、新民主时代的到来，网络凭其广泛影响力和放大功能，成为公众评价的最大平台。司法案件历来是媒体钟情的新闻“富矿”，每个案件的审判执行情况，都极有可能成为舆论焦点和公众话题。尤其是一些不公案件的负能量，极具颠覆性杀伤力。实践中，要针对我国社会转型、矛盾叠加，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需求日趋多元，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冲突频发的社会现实，针对社会评价的时空性、主观性、道德性等特点，侧重于从伦理道德、民俗常理等角度的评判现实。司法实践中，要立足个案裁判，确保司法公正，加大司法公开、舆论引导的范围和力度，提高重大事件的反应能力和回应社会能力，引导社会公众理性认识裁判，垒筑司法公正的宏伟大厦。
从哲学范畴说，理性源自感性，质变依存量变。个案的公正，是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切身感受，是社会对司法公信力的累加因素。法律只有经过法官准确适用到个案事实，才能体现法律公平正义的精神，人们对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的认同，要靠公正法官的个案裁判来倡导引领。因为管用而有效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心里。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人民法院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