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
广东省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
2009年03月19日 14:43 来源：广州日报
广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44号）
广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08年11月27日通过的《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业经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2009年1月16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9年2月21日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9年1月16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查了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由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第一条 为规范养犬行为和养犬管理，保障公民健康和人身安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市容环境卫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养犬行为以及对养犬的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军用、警用犬只以及动物园、科研机构等单位因特定工作需要饲养犬只的管理，不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养犬管理协调工作机制，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的养犬行政管理工作。
市公安机关主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养犬行政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区、县级市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养犬行政管理工作。
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履行职责：
（一）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犬只的狂犬病等重大疫病的免疫工作；
（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负责查处养犬影响公共场所环境卫生的行为；
（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犬只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
（四）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预防狂犬病等疾病的教育，人患狂犬病疫情的监测，人用狂犬病疫苗注射和狂犬病病人诊治的管理；
（五）市政园林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公园内犬只活动区域的建设和管理；
（六）价格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养犬管理收费监督工作。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应当配合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做好养犬行政管理工作。
第四条 公安机关可以委托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养犬管理的具体事务。
第五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开展养犬管理工作，在本居住区内开展依法养犬、文明养犬宣传教育；接受居民的举报、投诉；对违法养犬行为予以制止，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调解因养犬引起的纠纷。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可以就本居住区内有关养犬事项制定公约，并组织实施。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本居住区内开展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的宣传；对违法养犬行为予以制止，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养犬相关的社会团体、组织，应当倡导依法养犬、文明养犬，协助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做好养犬行政管理工作。
第六条 对于违法养犬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劝阻、举报和投诉。
公安机关应当公布受理举报、投诉的电话、信箱、电子邮箱，接到举报、投诉后应当登记，及时处理，并在十个工作日内将处理情况告知举报人、投诉人。
第七条 公安机关应当开展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的宣传教育，公布养犬管理和服务的有关信息，受理公众咨询、求助，为公众提供养犬信息服务。
市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养犬管理和服务的电子信息系统，与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实行养犬登记、免疫和处罚等信息共享。
第八条 本市行政街辖区为养犬严格管理区，实行犬只强制免疫和养犬登记制度；镇辖区为养犬一般管理区，实行犬只强制免疫制度。
行政街辖区内的农村地区，经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决定，可以划定为一般管理区；镇辖区内的住宅小区和镇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市建成区，经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决定，可以划定为严格管理区。
第九条 严格管理区内禁止饲养、销售、繁殖危险犬。
一般管理区内养犬人饲养危险犬的，应当对危险犬实行圈养，在圈养地点设置醒目的警示标志；除免疫、诊疗外，不得携带外出；因免疫、诊疗携带外出的，应当装入犬笼。
危险犬的具体标准由市公安机关会同市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条 犬只出生满三个月的，养犬人应当将犬只送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或者依法设立的动物诊疗机构进行狂犬病等疫病的免疫，取得犬只免疫证明。
免疫有效期满前三十日内，养犬人应当送犬只再次进行免疫。
犬只狂犬病等疫病免疫的具体办法，由市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公安机关发现犬只未依法进行狂犬病等疫病的免疫的，应当告知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第十一条 严格管理区内个人养犬的，每户限养一只。
母犬繁殖幼犬的，养犬人应当在幼犬出生三个月内按照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处理超过前款规定数量的犬只。
第十二条 严格管理区内养犬，犬龄满三个月的，养犬人应当申请养犬登记。
第十三条 申请养犬登记的单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二）有看护财物、展览、表演等合理用途；
（三）有健全的养犬管理制度；
（四）有专人管养犬只；
（五）有犬笼、犬舍、围墙等圈养设施。
第十四条 申请养犬登记的个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有独立的居所。
第十五条 申请养犬登记的，申请人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到居所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办理：
（一）单位申请养犬的，持单位主体资格证明、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犬只免疫证明、犬只数量清单以及符合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条件的相关证明；
（二）个人申请养犬的，携带犬只并持养犬人身份证明、犬只免疫证明以及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条件的相关证明。
第十六条 区、县级市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养犬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作出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符合条件的，应当予以登记，并发放《养犬登记证》和犬牌，为犬只植入电子身份标识；不符合条件的，不予登记，并书面说明理由，告知申请人三日内将犬只自行处置或者送到犬只留验场所。
第十七条 养犬人应当在《养犬登记证》上注明的登记有效期届满前三十日内，持犬只免疫证明到居所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请办理养犬登记续期手续。
登记有效期由公安机关根据犬只免疫有效期、养犬人缴纳养犬管理费等情况确定。
个人第一次申请办理养犬登记续期手续的，应当携带犬只到居所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办理。
养犬人在本条例施行前按照《广州市养犬管理规定》的规定已为犬只办理过养犬许可证的，本条例施行后可以直接申请办理养犬登记续期手续。
第十八条 在严格管理区内养犬应当缴纳养犬管理费。
养犬管理费的征收标准为每只犬第一年五百元，第二年起每年三百元。
盲人饲养导盲犬只、肢体重残人士饲养扶助犬只的，免缴养犬管理费；饲养绝育犬只的，从犬只绝育的下年起免缴两年养犬管理费。
养犬管理费由区、县级市公安机关在办理登记或者登记续期时征收，上缴市级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养犬行政管理工作以及相关服务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第十九条 《养犬登记证》登记的养犬人因出国定居、死亡等原因需要变更为家庭其他成员，或者养犬人居所发生变更的，养犬人应当自变更事实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持《养犬登记证》以及相关证明材料到居所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请办理养犬登记变更手续。
第二十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养犬人应当在十五日内到居所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请办理养犬登记注销手续：
（一）已经登记的犬只死亡的；
（二）养犬人放弃饲养已经登记的犬只，将犬只按照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自行妥善处置或者送到犬只留验场所的。
第二十一条 犬只免疫证明由市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印制，《养犬登记证》、犬牌、犬只的电子身份标识由市公安机关统一印制或者设置。
禁止伪造、变造或者买卖犬只免疫证明、《养犬登记证》、犬牌和犬只电子身份标识。禁止买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犬只免疫证明、《养犬登记证》、犬牌和犬只电子身份标识。
《养犬登记证》、犬牌、犬只的电子身份标识损毁或者遗失的，养犬人应当自损毁或者遗失之日起十五日内申请换发、补发或者补植。
第二十二条 区、县级市公安机关应当建立犬只登记电子档案，记载下列事项：
（一）养犬人姓名或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二）犬只的品种、出生时间、主要体貌特征和照片；
（三）《养犬登记证》号码、发放时间，以及《养犬登记证》、犬牌、犬只的电子身份标识的换发、补发、补植等情况；
（四）登记续期、变更、注销等情况；
（五）犬只免疫证明号码和犬只狂犬病免疫情况；
（六）养犬管理费的缴纳情况；
（七）违法养犬行为；
（八）犬只伤人情况；
（九）其他事项。
第二十三条 养犬人应当妥善管理和饲养犬只，不得因养犬干扰他人正常生产生活、影响公共秩序与安全或者破坏市容环境卫生，不得虐待或者遗弃犬只。
第二十四条 下列区域，除专门为犬只提供服务或者开设专门的犬只服务区域外，禁止携带犬只进入：
（一）党政机关、医院、学校和幼儿园；
（二）少年宫等少年儿童活动场所；
（三）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影剧院和体育场馆；
（四）餐厅和食品商店；
（五）小型出租汽车以外的公共交通工具和候车室、候机室、候船室；
（六）风景区、历史名园、名胜古迹园、纪念性公园和动物园。
盲人、肢体重残人士可以分别携带导盲犬只、扶助犬只进入前款所列区域。
第二十五条 重大节日或者举办大型活动期间，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内划定区域，临时禁止携带犬只进入。
临时禁入区域划定后，应当予以公布，并设置犬只禁入标志。
第二十六条 除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犬只禁入区域外，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决定其经营或者管理的场所禁止携带犬只进入。决定禁止携带犬只进入的，应当以设置犬只禁入标志等方式予以明示。
第二十七条 下列犬只，应当实行圈养，除免疫、登记、诊疗外，不得携带外出：
（一）单位饲养的犬只；
（二）未经免疫的犬只；
（三）严格管理区内未经登记的犬只；
（四）三年内有伤人行为记录的犬只。
前款规定的犬只因免疫、登记、诊疗携带外出的，应当装入犬笼。
一般管理区内的犬只，不得进入严格管理区。
第二十八条 市政园林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在其管理的公园内开设犬只活动公共区域。
居民委员会、住宅区业主委员会可以根据相关公约划定本居住区内的犬只活动区域。
犬只活动区域应当设立相应的环境卫生设施以及注明区域范围、开放时间、警示事项等内容的告示牌。
第二十九条 在严格管理区内携带犬只进行户外活动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用犬绳牵领犬只；
（二）为犬只佩戴犬牌；
（三）避让行人尤其是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
（四）制止犬只吠叫和攻击行为；
（五）即时清理犬只的粪便；
（六）不得由未成年人单独携带。
用犬绳牵领时，犬只体重不满二十公斤的，应当用长度为两米以下的犬绳；犬只体重二十公斤以上的，应当用长度为一点五米以下的犬绳，并为犬只佩戴口嚼或者口罩，由成年人牵领。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在公共场所发现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携带犬只进行户外活动的，应当予以制止，并告知公安机关处理。
第三十条 犬只伤害他人的，养犬人应当立即将被伤害人送到医疗卫生机构进行诊治，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伤人犬只送到犬只留验场所，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进行传染病检验。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将犬只伤人情况和检验情况报送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载入犬只登记电子档案。
第三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桥梁、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公共场所饲养、经营犬只。
第三十二条 住宅小区内不得开设犬只销售、养殖、培训、展览、表演等经营场所。
开设犬只销售、养殖、诊疗、培训、展览、表演等经营场所的，经营者应当自开展经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所在地的区、县级市公安机关备案；举办犬只展览、表演等活动的，组织者应当在活动开始七日前向活动所在地的区、县级市公安机关备案。
进行犬只销售、养殖、诊疗、培训、展览、表演等活动的，犬只和经营场所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广东省动物防疫条例》规定的防疫条件，依法应当办理相关许可、登记、证明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三条 市公安机关应当设立犬只留验场所，区、县级市公安机关可以设立犬只留验场所，接收、检验和处理弃养、流浪、扣押、没收的犬只。
公安机关可以委托动物诊疗机构、民间犬只救助机构接收、检验和处理弃养、流浪、扣押、没收的犬只。
支持和鼓励设立民间犬只救助机构，从事犬只救助活动；犬只救助机构不得从事犬只经营活动。
第三十四条 养犬人应当妥善处置下列犬只；无法自行处置的，应当将犬只送到犬只留验场所，犬只留验场所不得拒绝接收：
（一）放弃饲养的犬只；
（二）超过规定数量的犬只；
（三）因不符合条件公安机关不予办理养犬登记、养犬登记续期手续的犬只。
犬只留验场所接收前款规定犬只，应当向养犬人出具接收证明。
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发现流浪犬只的，应当将犬只送到犬只留验场所。
畜牧兽医、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部门发现流浪犬只的，应当将犬只送到犬只留验场所或者告知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其他单位和个人发现流浪犬只的，可以将犬只送到犬只留验场所或者告知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第三十六条 犬只留验场所接收流浪犬只，应当在七日内查找养犬人并通知认领；不能查明或者养犬人自通知送达之日起七日内未予认领的，按照无主犬只处理。
第三十七条 犬只留验场所对接收的弃养犬只和无主犬只，应当建立接收犬只档案。
犬只留验场所接收的具备饲养条件的弃养犬只和无主犬只，符合养犬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可以领养。
对无人领养的弃养犬只和无主犬只，犬只留验场所可以以适当方式进行处理；对其中继续留养的犬只，犬只留验场所应当进行传染病检验、免疫和必要的治疗。
第三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抛弃犬只尸体，不得设置坟墓埋葬犬只尸体。
不能自行妥善处理犬只尸体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将犬只尸体送卫生处理单位作无害化处理；卫生处理单位处理犬只尸体不得收费，并应当出具相关处理证明。
第三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犬只患有或者疑似患有狂犬病、其他严重人畜共患传染性疫病的，应当及时通知当地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发生狂犬病或者其他严重人畜共患传染性疫病时，畜牧兽医、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有关规定，立即采取相关处理措施，控制疫情。
第四十条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日常巡查制度，及时发现和查处违法养犬行为。
第四十一条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通报批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公安机关为不符合条件的养犬人办理养犬登记或者续期手续的；
（二）公安机关对符合条件的养犬人，无正当理由不予办理或者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养犬登记、续期、变更、注销等手续的；
（三）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对犬只免疫监管不力，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公安机关、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对已经发现的依法应当处罚的违法养犬行为未予处罚，情节严重的；
（五）公安机关、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对举报、发现的流浪犬只未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职责，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公安机关不依法履行巡查职责，监管不力，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在严格管理区内饲养、销售、繁殖危险犬，或者在一般管理区内未对危险犬实行圈养的，由公安机关没收犬只，对单位并处每只犬五千元罚款，对个人并处每只犬二千元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在一般管理区内饲养危险犬未设置醒目警示标志的，或者违反规定携带危险犬外出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对单位处每只犬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每只犬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未送犬只进行狂犬病等疫病的免疫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超过规定数量养犬的，由公安机关没收超养犬只，每超养一只处二千元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未申请养犬登记的，由公安机关扣押犬只，责令三日内申请办理登记，可以对单位处每只犬五千元罚款，对个人处每只犬二千元罚款；逾期不申请补办的，没收犬只。
养犬人对公安机关不予登记的犬只继续饲养的，由公安机关没收犬只，对单位处每只犬五千元罚款，对个人处每只犬二千元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未申请办理养犬登记续期手续继续养犬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单位处每只犬五千元罚款，对个人处每只犬二千元罚款；逾期不改正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登记证》，收回犬牌。
养犬人对公安机关不予办理养犬登记续期手续的犬只继续饲养的，由公安机关没收犬只，对单位处每只犬五千元罚款，对个人处每只犬二千元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未缴纳养犬管理费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补交；逾期不补交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登记证》，收回犬牌。
第四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买卖有关证件、牌照和标识，买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有关证件、牌照和标识的；
（二）饲养犬只，因噪音等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未申请补植犬只的电子身份标识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虐待犬只的，可以由公安机关没收犬只，吊销《养犬登记证》，收回犬牌。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遗弃犬只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领回犬只或者将犬只送到犬只留验场所；拒不领回犬只或者拒不将犬只送到犬只留验场所的，处每只犬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携带犬只进入犬只禁入区域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携带犬只外出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对单位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携带一般管理区内的犬只进入严格管理区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三、四、六项或者第二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按照《广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处理：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对犬只的粪便未即时清理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随意抛弃犬只尸体的。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未送伤人犬只到犬只留验场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将伤人犬只送到犬只留验场所，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占用道路、桥梁、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公共场所饲养、经营犬只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开设相关经营场所或者从事相关活动未备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设置坟墓埋葬犬只尸体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养犬人三年内被行政管理部门处罚累计达三次，或者被没收犬只、吊销《养犬登记证》的，自最后一次行政处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公安机关不予办理养犬登记。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养犬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广州市养犬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律师与法官的法律职业伦理评价
王春晖
内容提要：
法官与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两个主角。由于法律职业的原因，两者必然发生接触，形成一定的相互关系。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两者的关系本应是一种彼此尊重、平等合作、相对独立与互相监督的关系。然而，另人担忧的是有些律师为了寻求有利于自己一方当事人的裁判结果，对法官进行拉拢、贿赂；也有一些法官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这种现象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败坏了法官和律师的形象，弱化了民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本文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角度上，结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就法官与律师的相互关系、法官与律师的法律职业道德与伦理以及法官与律师的非正常关系的成因与规制等问题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法律职业共同体 法官 律师 职业道德
随着依法治国的逐步推进，司法改革的深入进行，法律人的作用日益彰显，法律职业共同体逐渐形成。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法官与律师已被社会广泛认知。法律职业有别于其他的社会职业，它是基于公平、公正的立场将法律运用到具体的人和事。1尽管法官与律师均属法律职业共同体，但他们的法律职业的社会角色是不同。律师，具有民间性，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兼有法律人和经济人双重身份，一方面律师要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解决法律纠纷，维护社会正义；另一方面，律师以法律服务为谋生手段，通过提供法律服务获取经济利益，具有逐利性。法官，则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在职务行为中不能谋取任何经济利益，其惟一的目的是正确地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实现社会正义。 因此，律师与法官作为法律共同体的成员，其特殊性表现在：律师的执业活动基于当事人的委托，其职业活动的种类与范围应当在当事人的委托范围之内；法官则是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法律人，审判权的行使实质上是国家权利的行使，这是法官与律师法律职业的根本区别。另外，律师与其委托人之间是契约关系，双方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律师向委托人提供的产品是“法律服务”；法官则不同，其履行职务是在行使权力，权力的行使是基于特定法律事实的发生，并非基于当事人的委托，法官与当事人之间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法官审判活动不具有服务性，也就不具有有偿性。
然而，法官与律师毕竟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两个主角。因此，由于法律职业的原因，两者必然发生接触，形成一定的相互关系。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两者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彼此尊重、平等合作、相对独立与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关系。但是，从我国司法界的现状来看，有些法官与律师间却难以实现规范、有序的业务沟通；少数案件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为了寻求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裁判结果，违法对法官进行拉拢、贿赂；也有极少数法官利用手中的审判权力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这种现象的存在，导致社会对司法公正、司法权威产生怀疑。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个别法官和律师串通，违反职业道德和纪律，损害了当事人利益，影响了司法公正，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败坏了法官和律师的形象，弱化了民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近年来发生的法官违纪、违法审判乃至犯罪，大部分都是在与律师的关系上出了问题，法官与律师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影响司法公正和权威的一个关键问题。
为了加强对法官和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职业纪律约束，规范法官和律师的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200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下称：）。《若干规定》共十七条，但全文一共用了25个“不得”，13个“应当”来详细规定律师和法官的行为，最具有眼球效果的条款有：第三条：“律师不得违反规定单方面会见法官”；第七条：“当事人委托的律师不得借法官或者近亲属婚丧喜庆事宜以赠礼品、金钱、有价证券等，不得向法官请客送礼、行贿或者指示诱导当事人送礼、行贿”；第八条：“法官不得要求或者暗示律师向当事人索取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等。那么，这一具有“高压线性”性质的《若干规定》能否被我们的法官和律师自觉地遵守与执行，全社会都在拭目以待。本文拟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角度上，就法官与律师的关系、法官与律师的法律职业道德与伦理，以及法官与律师不正当关系的成因与规制等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一、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法官与律师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在西方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的历程，而这一历程又是与三个因素相联系、相适应的。其一是与社会进步相关联。人类社会从神权统治、君权统治到民主政治的发展，从统治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推动了法律职业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其二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关联。首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社会化大生产，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分工与协作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并将此广泛运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社会的高度专业化分工与更加密切的社会化协作的社会发展规律必然促使法律职业走上专业化的道路（从组织生产的角度看，实行专业化可提高效率，降低消耗，保证质量，大大提高规模效益），促进法律从业人员形成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独立职业。其三是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完善与应用相关联。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尤其是现代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的理论，对包括法律职业在内的社会各行各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其结果是法律职业愈加合理完善，法律职业共同体愈加健全，逐步形成一整套独特的法律职业标志、法律职业意识、法律职业语言、法律职业知识、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思维方式、法律职业共同的发展背景、法律职业的行业组织以及法律职业在社会中形成独立的阶层。在这个阶层中存在着三类法律人，第一类为应用类法律人，主要是法律实践者，由法官、律师、检察官以及立法人员等组成；第二类为学术类法律人，主要是法律研究者，如法学教授、法学研究人员等；第三类为辅助类技术应用型法律人，如书记官、法律助理、司法秘书、司法执行人员、司法警察等人员。
本文所称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法律人，专指法官与律师。首先，律师与法官是法律的实践者，他们有着职业的共性。律师和法官大都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法学教育背景，应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律师和法官都以法律工作为职业，都在具体地运用法律，有着相对共同的法律的认知和法律思维习惯；法官与律师的最终职业目标，应该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其次，律师是法官与当事人交流的桥梁。基于职业特性，律师必须深入到社会生活中，与社会公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法官则需要与世俗社会保持适当距离，以实现独立、公正判案。律师就成为法官与当事人交流的媒介和桥梁。 再次，法官与律师事实上具有依赖性。法官是在双方律师为各自当事人追求法律的最大利益过程中，了解法律事实，正确适用法律，进而实现法律规定的正义内涵。因此，法官与律师具有依赖性，实质上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
在以上法官与律师的三大关系中，“利益”是法官与律师关系中的核心要素。何谓利益？所谓利益，应该是一个人应该享有的和可以享有的有利于、有益于自己的物质的或精神的事物。这其中又有两个层面的内容：“应该享有”是从应然的、道德的角度，也即人权的角度而言的；而“可以享有”是从实然的、法律的角度，也即可以实现的法定权利的角度而言的。2 因此，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利益”关系正当与否，评判的标准只有两条——道德与法律。道德是规范法官与律师之间正当利益关系的支撑，法律是规范法官与律师之间正当利益的保障。当法官与律师“利益关系”超越法律职业的道德规范时，法律一定要让他们失去成本。
二、法官与律师的法律职业道德与伦理
人们大都认为，道德与伦理是一个东西。从两者在西方的词源涵义来说，确实如此。“道德”源于拉丁文“mos”,涵义为品性与习风；“伦理”则来源于希腊语“ethos”,涵义为品性与气凛以及风俗与习惯。所以道德与伦理在西方的词源含义相同，都是指人际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然而，我国的道德与伦理则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道德是部分，其涵义就是人际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伦理是整体，其涵义除指人际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还包括人际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3
（一） 法官的伦理与道德规范评价
恩格斯讲过:“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4法官的职业道德是适应国家审判工作的实践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准则，是特定化而且升华了的社会道德与伦理。法院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法官是法律的守护者、实现者，因而法官职业道德标准应高于社会道德标准。由于法官的权力、职业以及群体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官必须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法官权力的特殊性，表现在审判权的“三性”，即权威性、重大性和导向性上。权威性，是因为司法审判权是调节社会各种矛盾的最终裁判权。不论个人或单位，对生效的判决必须执行；重大性，是因为法官审判权的行使，可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影响或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组织的命运；导向性，是因为法官审判权行使得的结果，是要体现社会的正义、导向和价值标准。职业的特殊性，表现在审判的独立性、中立性、公开性和程序性上。独立性，不仅审判活动要独立，而且要求法官独立思考，自主判断，不受任何个人或上司的非法干预；中立性，法官是处于居中裁判的位置，必须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不能偏袒一方，歧视另一方；公开性，是法院基本的诉讼原则，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以公开促公正；程序性，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保障。法官不能在“法律事实”以外寻求裁判的依据，而只有通过合法的法律程序所认定的事实才成其为“法律事实”。 事实上，法官的护法使命意味着法官只有通过程序公正实现实体正义。5 群体的特殊性，是因为法官是法律的化身和代言人，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家形象的代言人，他们必须是社会的精英，应具有高于一般人的特殊资质。法官一方面要以娴熟的法律水平裁判案件，另一方面要以崇高的职业道德行使裁判职能。法官职业道德的崇高性，起码应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法官自身应信仰法律和坚守法律。伯尔曼说过：“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6这里指的是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如果作为裁决者的法官自己都不信仰法律，任何要求公众信仰法律的想法都是荒谬的。19世纪美国著名的米勒法官曾经说过在西方法治社会中人们所熟知的一句话，“任何人都不得凌架于法律之上，所有政府官员都是法律的仆人，都有义务服从法律。”那么，对于法官来说，法官应该是法律最忠实的仆人，除了公平、善良地运用法律进行裁决外，没有任何别的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如果连作为“法律最忠实的仆人”的法官都不遵守法律，那么，我们的法律就犹如白纸一张。对此，培根曾说过：“世上的一切苦难之中，最大的苦难无过于枉法”，因为“一次不公正的裁决，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冒犯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7 因此，法官在法官职业的岗位上使法律得到遵从和捍卫，这是法官首先应具备的品质。
第二，法官应格守职业操守，做到公正、平等地对待案件的每一方当事人。在审判活动中，法官应排除任何偏见，始终保持中立、超然的姿态，做到程序公正，实体公正，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真正使公正裁判所形成的价值判断逐渐融入社会价值体系。要实现司法公正，首先法官必须是公正的。如果只有公正的法律，没有公正的法官，司法公正就成了一句空话。公正是对法官最起码的要求，也是法官最高的精神境界。如果法官对恶意的一方当事人心怀偏私，那么对善意的另一方当事人来说，只能求助于上帝和偶然的命运安排了，这样，庄严的法律就会显得苍白无力。
第三，法官应慎用和正确地适用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是一柄双刃剑，它可能在保护正义的同时极容易伤害正义，甚至如果被心术不正的人滥用将成为其作恶的工具。因此，任何法官都必须慎用。故严格法治主义者主张“绝对的法律至上或法律统治，而排除恣意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将法官变成一台自动售货机，输入事实，将法律对号入座然后输出判决。但这种完全排除自由裁量权的理论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司法实践中根本无法实行。事实上，几乎所有案件的判决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时，应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怀着对社会弱者的关怀、对自然法理念及公平、正义精神的追求，服从法律和自己的良心，做出合法、合乎人性、公平、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判决。法官职业道德最核心的是公正，最关键的是廉洁。廉洁是围绕公正这个核心的外在表现，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和保证。公正与廉洁是审判的灵魂，是法官的生命线，是法官审判工作全部的价值所在，是司法的最终和最高目标。
（二） 律师的伦理与道德规范评价
律师职业道德是指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所应信奉的道德，以及在执行职务、履行职责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它是律师政治素质、理想信念、思想品质、纪律作风、情操气质和风度的综合反映，也是纯洁律师队伍、维护律师职业声誉、推动律师为社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的重要保证。
从世界各国的有关规定来看，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以下特征:1、其表现形式是将抽象、概括的职业道德标准以具体、明确的义务性或禁止性条款规定在律师组织的有关章程和规则中，甚至规定在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有关法律之中，从而形成律师职业行为的具体规则；2、其调整的内容涉及律师在其职业活动中与法院、与委托人、与同行、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等诸方面；3、其保证实施的方式主要依国家强制力或律师组织的纪律的强制力对违反规则者给予惩戒。
从以上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的特征上看，律师作为法律人的法律职业伦理与道德行为，应具备以下三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标准：
标准一：良好的形象和声誉。律师必须保持良好的形象和声誉。由于律师的使命在于维护人权，实现正义，所以各国的立法均对律师的职业道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德国《律师法》第43条规定:“律师须认真执行职务，在执行职务时或执行职务以外均应表现得值得尊重和信赖。”日本《律师道德》第2条规定:“律师在注重名誉、维护信用的同时，应努力培养高尚的品德，精深的修养。”我国《律师道德规范》第7条规定:“律师应当道德高尚，廉洁自律，珍惜职业声誉，保证自己的行为无损于律师职业形象。”第11条规定:“律师应当敬业勤业，努力钻研和掌握执业所应具备的法律知识和服务技能，注重陶冶品德和职业修养。”上述规定说明，我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对律师职业道德提出了较高的标准和要求。
标准二：法律职业行为的独立。为了保持律师的威信、公正和中立，西方国家普遍要求律师在从事职业活动中，既要独立于司法机关和委托人，也要保护律师职业的垄断性。在美国，律师职业上的独立是指除法律有专门规定外，律师不得与非律师人员分享律师费用，也不得与非律师人员建立旨在从事法律事务的合伙关系。在下述情况下，律师不得同营利性的法律机构进行合作:1、非律师在这种法律机构中拥有股份；2、非律师是该法律机构的经理或官员;3、在这种法律机构中，非律师有权左右律师的职业判断。8在法国，法律要求律师不得接受他人雇佣，不得兼营其他与自由、独立不相容的职业，不得兼营任何商业活动，不得兼任合股公司的成员、股份公司的经理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公务员。9 在日本，法律严禁律师同非律师合作、从对方当事人处接受或向其要求利益、兼职及经营营利性业务。10 禁止同非律师合作是国际上对律师职业道德的普遍性要求。在律师与非律师的合作中，最可怕的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律师与法官的非正常合作。按照律师的说法，“律师热衷于与法官拉关系，有的是被法官逼出来的。该立案的不给你立案，该给你看的证据不给你看，该送达的文书不去送达，能拖便拖，能赖便赖，拿一份判决书就让你跑上十趟八趟，一个简单的案子可以给你拖上一年半载，你告他不但难以凑效，说不定会上该法院的“黑名单”，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碰了几次壁之后，你还不得学乖点，赶紧去拉拉关系。”11
事实上，律师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有一部分律师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打官司不是靠业务能力而是靠关系。于是，有一小部分律师，不是把精力放在提高业务水平上，而是热衷于拉关系、搞公关，想法设法让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向自己这边倾斜；有的律师将其收取的代理费与法官按比例分成。因此，律师向法官行贿好象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律师违背起码的职业道德，是主动向法官行贿。他们与法官拉关系的动机很简单，那就是希望法官给自己介绍一些案源，希望法官的“天平”向他这边倾斜，帮他打赢那些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官司，这些人是律师中的真正“败类”。 如此下去，不仅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还会损害律师的高尚品格和信用，扰乱法律服务市场的正常秩序，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有些国家甚至将此行为作为犯罪来打击。
标准三：律师必须保持清廉与诚信的品德。这是许多国家对律师职业道德的普遍要求。如日本《律师法》第26条规定:“律师不得就受委托的案件从对方接受利益，或向其要求或约定利益。”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出庭律师如果为了获得委托而向他人送礼或提供回扣，是最严重的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如果被发现，很可能要被取消出庭律师资格。以维护法制实现社会正义为使命的律师应当从业清廉，这是对律师最起码的要求。我国《律师法》和《律师道德规范》对此明确规定:律师在执业中必须廉洁自律，律师不得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或者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如果律师在此问题上不能站稳立场，提供法律服务以获取私利为前提，不仅会腐蚀自己的心灵，而且真理、公平、正义必然会遭到严重地践踏。
诚信是律师最重要的品德。当事人委托律师为自己提供法律服务，表明他在某一方面或某一事项存在困难，需要得到法律服务。当事人按照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所付出的不仅是金钱，更多是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信任。在市场经济的进行中，法律服务也是一种贸易，也必须是以等价交换和诚实信用为前提。对一名律师来讲，信用就是一种向当事人信守承诺的责任感；信用就是对自己提供的法律服务之后果负责的道德感。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人们会把律师视作一种神圣的职业，赋予律师维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的职责。如日本《律师道德》第二条规定：“律师应注重名誉、维护信用，努力培养高尚的品德和精深的修养”。我国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五条规定：“律师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尽职尽责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事实上，无论是律师本人还是律师事务所，要生存，要发展，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诚实守信，信用是律师最重要的资本。12
三、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成因与规制
尽管法官与律师的非正常关系是个别现象，但社会影响极为恶劣。笔者认为两者非正常关系形成的主要原因有：
1、 体制上的问题。中国司法不能独立。有些领导干部干预审判活动，习惯打招呼、批条子；律师为赢官司，也与当事人一起找领导打招呼，批条子。另外，一些法官认为：法官投入的劳动远远超出律师投入的劳动，但得到的却远远低于律师的收入，“同工”没有达到“同酬”，难免心态失衡。为此，用自己的权与律师或当事人的钱进行交易，来弥补失衡的心态。个别法官“下海”作律师，与法官“同事”立定“合作协议”实施“共同致富”等。
2、立法上的漏洞。由于立法上的缺陷，法律的保底性条款太多，使得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因此律师为了打赢官司特别有兴趣用自己或当事人的钱与法官的权进行交易。律师明白，用钱与法官的权去交易，成本很低，收益却极大；法官也明白，用自己的权换取律师或当事人钱，风险极小。另外，我国的三大诉讼法中的回避制度，没有规定法官与律师的相互关系，它处在依法回避的盲区和边缘地带；我国没有陪审团制和三审终审制的制衡，法官行使权力受律师不当影响的风险相对大。
3、惩罚制度操作性差。在律师与法官的权钱交易中，律师行贿，法官受贿，大都被认为是道德的范畴；就好似医生收受病人的“红包”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道德”的范畴。笔者认为这是对法律与道德的严重曲解。每一个法律人都明白，法是具有明确的表现形式，规定在一定条件下人们的权利与义务以及违反这种规定的制裁或补救措施。道德往往缺乏准确的、正式的表现形式，通常指人们应该做出或不应做出行为的一般原则。13显然，法官与律师的多数权钱交易关系主要是法律调整的范畴，而非道德调整的范畴。正是由于这种误导使得法官受贿与律师行贿，竟然成了家常便饭；即使犯了事，内部只要作一处理即了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有关惩戒制度的若干规定”（下称），法官违反《若干规定》由法院的政治部门与监察部门办理。尽管我国《法官法》第32条列举了13种应受惩戒的行为，法官只要实施其中一种行为，就应当受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由于法院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惩罚机制，也没有使这种惩罚机制贯彻下去的渠道，致使法官违法行为不能得到及时的预防与及制裁。
至于律师违法与法官建立不正当关系，《律师法》也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与惩罚措施。按照《律师法》第44条规定的内容，律师“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或者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请客送礼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但是，不知该条中的“规定”指的是什么，缺乏可操作性。《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下称 ）第10条第2款规定，律师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或者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的，由司法行政机关给予吊销执业证书的处罚；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该《惩罚办法》第15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在查处律师、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过程中，认为其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关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按照该条的说法，律师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先由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认定。如果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不认为律师的行为是构成犯罪，就可以不移交司法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由于《法官法》与《律师法》规定的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加上没有专门的惩戒程序，特别是没有建立起一套对律师与法官不正当关系的认定与惩戒机制，导致对法官与律师关系中的违法与违纪的惩戒不规范，具有较多的“人治”色彩。
为规制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切实维护司法公正，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建立一套“法官与律师相互关系的道德伦理体系”以及“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认定与惩罚机制。”
律师与法官的相互关系，尽管要靠市场经济下的律师与法官的法律职业道德规范来维持，但是在职业道德规范不足以调整律师与法官的非正常关系行为时，就要依靠一定的制度去约束律师与法官的非正常关系行为。笔者认为，建立一种“律师与法官非正常关系的惩罚制度”是不够的，关键是要形成一套使“惩罚制度”能执行下去的有效机制。对于那些违法进行交易的法官与律师，要加大其“建立非正常关系”的成本，使其不敢形成两者的非正常关系；在建立律师与法官惩罚制度的同时，也应考虑建立“律师与法官良性关系的激励机制”，使那些公正、诚信、博学、正义的律师和法官，因此而获得更大的利益。
2、法院应进行体制创新，律师事务所要完善产权制度。
法院的体制创新的重点是，法官制度的改革；法官制度的改革重点在于八个字：“选人用人、能上能下”，一定要在着八个字上进性创新。其中，前四个字的重点是“用人”，后四个字的重点是“能下。”同时，要建立法官与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执业禁止”制度，通常情况应禁止法官转行从事律师职业。“不提倡法官转行当律师，或者在背后做中介，因为这对司法公正将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也将对其他律师形成不公平的竞争，不符合司法的运行规律。”14
律师事务所要完善产权制度。没有完善产权的经济是一个不讲信用的经济。因为产权制度就是使人们有一个稳定的、长期的、预期的制度。我国很多的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并没有把其他非合伙人视为是一个团队的伙伴，仅仅把他们看作是一种聘用关系。这就使得聘用律师的预期极不稳定，结果导致他们产生一种奇怪的积极性去追求短期利益，今天他违法向法官行贿，他并不担心明天会失去“饭碗”。反而，行贿法官可能赢得案子，赢得案子就有“收益”。有的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人手一本发票，在分摊了房租、水电费后全部装入个人腰包。所以，律师事务所一定要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使律师在一个稳定的、长期的、预期的利益驱动下执业。
3、建立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公示制度。
有关部门能否考虑利用“中国律师网”与“人民法院网”现有的技术平台，建立一个技术先进、功能完善、运用灵活的“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公示网”。凡是涉及律师在执业中贿赂法官、法官私自单方面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以及法官为当事人推荐、介绍律师作为其代理人、辩护人等行为的数据都可按照有关规定纳入“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公示网”数据库，逐步建立“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公示制度”。当然，建立此类公示制度，一定要研究界定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数据公开的范围、程序和时限等；同时还要认真研究界定法官与律师的个人隐私等，在公布这类数据的时候不能侵犯法官与律师的正当、合法权益。除此之外，还应设置有关制度，严惩提供虚假信息和数据的行为人。15
期望以上建议能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并能够予以采纳。我可以肯定地讲：这是来自社会的呼声，人们都在期待着，让法官与律师的关系永远在阳光下生存与发展。
注释：
1 张文显 《法理学》305页 高等教出版社 2003年。
2 刘作翔 《利益冲突的几个伦理问题》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二期。
3 王海明 《伦理学原理》66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