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模式研究
——兼论我国刑事和解模式的选择
叶 祖 怀
[内容摘要]我国学界及司法界依据对刑事和解内涵的不同界定，对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不同的建构，并按照不同的标准对刑事和解的模式做了不同的分类。以和解的达成方式以及刑事和解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分类标准，对近年来我国的刑事和解司法现状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我国的刑事和解主要存在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模式、司法机关调解模式、人民调解模式、联合调解模式等四种模式。而其中，以人民调解模式最能体现刑事和解的价值蕴涵，最适合我国国情，因而应当成为建立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首选模式。
[关键词]刑事和解 和解模式 模式选择
当前，基于对刑事和解内涵的不同解读以及在价值取向上的各有侧重，刑事和解在我国应采何种模式，法学界及司法界均有不同声音，各地司法机关迄今所进行的探索亦各具特色。笔者认为，能否准确把握刑事和解的价值蕴涵，并充分考察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在现行基本刑事制度的基础上创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模式，是关乎我国刑事司法是否有助于和谐社会构建的重大问题。
一、刑事和解制度考略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界定
关于刑事和解的概念，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
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刑事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修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1]
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被害人和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2]
也有学者认为，在我国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行为发生后，经由司法机关的职权作用，被害人和加害人面对面地直接商谈，促进双方的沟通与交流，从而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目的是恢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司法机关的职权作用，可以保障和解的有效性及合法性。[3]
不同的概念界定，实际上表明了论者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不同建构，包括对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适用范围、司法机关在和解中的作用、调停人的设置、和解后果等的不同认识。
（二）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
在我国，也有论者将刑事和解做狭义与广义之分，认为狭义的刑事和解是恢复性司法程序的起源，广义的刑事和解就是恢复性司法程序。[4]根据联合国《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第3条的规定：“恢复性司法方案系指采用恢复性程序并寻求实现恢复性结果的任何方案。恢复性程序（restorrative process）是指被害人、加害人及其他受犯罪影响的个人或者社区居民——通常在一个公正、中立的第三方的帮助下——积极协商，共同寻找解决犯罪引发问题的任何程序。恢复性程序可能包括调解、调和、会商和共同定罪。”由此看来，上述对刑事和解内涵的狭义和广义区分不无道理。
但是,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作为与报应性司法（retributive justice）相对应的概念,在我国，人们在谈论时更多的是从观念意义上,将恢复性司法视为一种理念。而谈到刑事和解，则更多的是从制度层面，认为刑事和解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的理念。为不致引起语义上的混乱，本文所指刑事和解，即是指刑事和解制度。
（三）刑事和解的制度渊源及发展轨迹
现代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又被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oin/mediation），[5]学界通行的观点认为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基切纳市实施的一个被害人——犯罪人和解计划（VOR Program）。[6]1978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厄克哈特市也建立了美国的第一个刑事和解计划。其后，随着恢复正义理论、被害人犯罪学等学说的勃兴以及对刑罚价值功能有限性的认识，同时也是基于对司法效益与社会和谐秩序最大化的追求，刑事和解运动在北美、欧洲等地迅速发展。
美国律师协会于1994年认可了刑事和解，被害人援助组织也于1995年批准了恢复性社区司法模式。至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已有45个以上的州建立了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项目达300余种。在欧洲，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芬兰等国也纷纷行动，建立起各富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以芬兰为例，1983年，芬兰首先在赫尔辛基的万达市推行刑事和解计划，之后逐步推广到100多个自治市，仅1995年，各地采用“刑事和解计划”调解的冲突即有3000起，涉及4600名犯罪嫌疑人。[7]
刑事和解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开展，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99年7月，联合国做出题为《制定和实施刑事司法调解和恢复性司法措施》的1999/26号决议；2000年4月10日，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犯罪人处遇大会通过《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21世纪挑战的维也纳宣言》，提出为支助犯罪受害者而酌情实施国家、区域和国际行动计划，即导入调解和恢复性司法计划，鼓励开发恢复性司法政策、程序和项目；2002年4月，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2002/12号决议），对刑事和解的定义、项目的利用、运营、调停人等作出了明确规定。至此，刑事和解在国际上得到了普遍认可，并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潮流。[8]
（四）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西方学术界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的解说，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是美国著名的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计划：一个实践和理论框架的考察》一文中提出的刑事和解制度的三个理论框架：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9]
1、平衡理论（equity theory）建立在被害人对何为公平、何为正义合理期待的基础之上，当原有的平衡和公正规则被打破时，被害人倾向于选择一种最为简单的方式来恢复他们所期待的平衡。[10]
2、叙说理论（narrative theory）被视为被害人叙说伤害的过程，该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故事本身的内容，而在于叙说的过程和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共鸣。[11]
从这两种理论产生的背景及内容上看，它们都源于被害人犯罪学的兴起以及以被害人为导向的刑事政策思潮的出现，着眼于强化对被害人的利益保护。
3、恢复正义理论（restorative theory）认为，犯罪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恢复正义的任务就是在三者之间重建这种平衡。恢复正义理论强调，犯罪不仅是对法律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对社会甚至对犯罪人自己的伤害，刑事司法程序应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提倡被害人和社会对司法权的参与。[12]一般认为，恢复正义理论为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最基础的理论支撑。
二、刑事和解模式分类
（一）刑事和解模式分类概览
目前，学界对刑事和解的模式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了划分，而不同的划分标准则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分类。
1、依众多论者的观点，刑事和解可分为以下四种模式：（1）社区调停模式（community model）：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被逮捕以前由社区进行调解。（2）转处模式（diversion model）：在刑事司法程序启动之后、终结之前，将案件交由社会上的纠纷调解中心进行调解。（3）替代模式（alternative model）：该模式在尊重被害人意志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对犯罪者的刑罚处遇而使纠纷得到解决，实现犯罪者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4）司法模式（justice model）：这种模式重视被害人的利益，将刑事和解作为提高犯罪人责任的一种手段。[13]
2、有学者将刑事和解的模式分为三种：（1）被害人和加害人和解方式（Victim-Offender mediation）：被害人和犯罪人在一名中立的调解人主持下面对面交流，协商确定犯罪人应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的一种模式。（2）会商方式（Conferencing）：被害人、犯罪人及其各自的支持者会聚在一起，在调解人的主持下共同讨论犯罪解决方案的一种模式。（3）圆桌会谈方式（Circles）：在协调人的主持下，被害人、犯罪人及其各自的支持者以及其他受到犯罪影响的社区成员共同商讨如何处理犯罪案件的一种模式。也有学者将上述模式分别称为调解模式、和解会商模式、圆桌审判模式。[14]
3、有学者以和解的达成是否具有对刑事犯罪的独立处分意义作为划分标准，将刑事和解分为平行模式与整体模式：（1）、平行模式：刑事和解在刑事司法体制之外独立运作，它要求完全在市民社会“自治”的状态下，由社会（社区）及社会个体对犯罪作出自主处置。（2）整体模式：刑事和解通过与正式刑事司法体制的衔接或整合，成为传统司法体制的一部分，承认国家对犯罪处理的决定权。[15]
4、有论者在将刑事和解的结构划分为共识模式、审查模式的基础上，又将刑事和解结构的具体形式图像化：（1）杠型结构：加害人与被害人就各自的权利义务进行沟通，并达成和解协议，司法机关在此过程中处于消极地位，只负责履行告知义务并认可和解协议。（2）倒T型结构：加害人与被害人虽然可以进行协商，但只是有限参与，协议内容只能由司法机关最终确定，并为处理案件提供审查对象。（3）正三角形结构，也称互动模式：加害人与被害人的主体性体现在彼此对达成和解协议的自愿自主，司法机关的优位性体现在对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指导监督，而契约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展示出加害人和被害人对司法机关权力的某种平衡。[16]
5、陈瑞华教授将刑事和解分为以下三种模式：（1）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加害方在认罪悔过的前提下,经与被害方自行协商,就经济赔偿达成书面协议,使得被害方不再追究加害方刑事责任，检察机关经审查后,接受双方的协议和被害人的请求,对加害方不起诉或者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2）司法调解模式：司法人员通过与加害方、被害方的沟通、交流、教育、劝解工作,说服双方就经济赔偿标准、赔礼道歉等事项达成协议,从而促使被害方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纠纷解决方式。（3）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司法机关对于那些加害方与被害方具有和解意愿的轻伤害案件,委托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对于经过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可不再追究加害方的刑事责任。[17]
（二）刑事和解模式分类评述
刑事和解的结构，是指刑事和解各个主体之间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它决定刑事和解的性质和特征，蕴含着刑事和解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的制度程序。[18]然而，由于学界对刑事和解内涵的不同界定，使得刑事和解的结构模式也呈现出了不同的姿态。
前述第一种分类，虽然从内容上看涵盖了目前西方各国刑事和解的主要操作模式，但认真分析发现，进行这种分类所采用的标准是不同一的。仅从名称上看，它们之间也不具有同比性。将分类标准不同的概念并列在一起，极易造成理解上的混乱。[19]而且，由于司法模式被认为是一种惩罚性的模式，赔偿被视为是对犯罪人附加的一种惩罚，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刑事和解的内在价值追求，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刑事和解。
第二种分类以和解达成的方式作为划分标准，界限清晰，但这种分类未能就司法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地位和作用、与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和解的法律后果做直观的展示。
第三种分类将刑事和解划分为平行模式与整体模式，但其赖以划分的基础就存在这样的疑问：是否真正存在一个可以完全独立于刑事司法体制之外的完整的刑事和解过程，以至于自犯罪发生至案件最终处理完毕，期间根本就找不到刑事法律或者司法机关的身影？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无论是警察将案件移交给社区，还是司法机关最终认可他们所达成的协议，它们都未能从根本上逃脱法律或者司法权力的光顾。而一旦无法达成协议，则案件进入诉讼程序更是必然的和唯一的结果。即使是司法机关对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的犯罪人的“不处理”，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可以被视作是一种司法体制之内的“处理”。所以，所谓社会（社区）及社会个体对犯罪进行的“自主处置”，并不具有绝对意义。
第四种分类，则是建立在首先对刑事和解的内涵和结构进行清晰界定的基础上，将各种模式以模型的方式进行了形象的演绎，直观、生动地展示了刑事和解的蕴含，意在揭示刑事和解各个主体之间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陈瑞华教授则着眼于我国刑事和解的各种运行方式在程序启动、具体参与人、调解主持人以及协议的促成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区别进行分类，既勾勒出了各参与主体之间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也与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现状最为贴近。但是，由于其将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限定在最终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范围内，从而将法院适用刑事和解对犯罪人判处非监禁刑的情形排除在外，导致适用范围过窄。
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住房保障改革实施办法
总后勤部
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住房保障改革实施办法
总后勤部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和中央军委《进一步深化军队住房制度改革方案》精神，结合目前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含退休志愿兵、士官，下同）住房保障改革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建立住房保障新制度
（一）指导思想。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住房制度改革，原则上与军队在职干部执行统一政策；国家、军队、个人合理负担；实行住房补贴、货币补差相结合的办法，稳妥推进住房分配货币化、管理社会化。
（二）住房保障方式。已安置住房的，购买或租住安置的住房，住房已列入第四、五批安置计划并开工建设的，购买或租住已开工建设的住房；住房尚未开工建设和未列入安置计划的，以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为主，可以购买或租住符合出售条件的现住房，也可以自理住房（包括自购、自
建住房，维修私房或购买配偶所在单位的住房）。
（三）住房保障方式的确定。已列入安置计划，其住房已建成或已开工建设的，住房保障方式不再改变。住房尚未开工建设和未列入安置计划的，其住房保障方式由本人提出申请，经离退休干部所在单位核实，军队大单位干部、营房部门或省级民政部门审核确定，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建房用地已落实的第四、五批离退休干部，其建房地点不再改变。
二、实行住房补贴和货币补差
（四）补贴对象。未按房改成本价、标准价、安居工程房价购买住房或未参加集资建房的离退休干部，在以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市场价格购买住房或自理住房时，可按规定申请住房补贴。租住已安置住房的，不能申请住房补贴。
（五）补贴方式。1999年12月31日（含）以前下达离退休命令的，其工作年限内的住房补贴一次算清记帐；之后下达离退休命令的，其住房补贴分段计算，1999年（含）前工作年限内的住房补贴一次算清记帐，2000年以后工作年限的住房补贴，按月计算，记入个人住
房资金帐户。
（六）住房补贴标准。由基本补贴和地区补贴两部分构成。1999年，月基本补贴标准为月基本离休费或退休费的40．94％，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前的军（工）龄补贴标准为每平方米每年8元；在经济适用住房平均价格高于每建筑平方米2300元的城市购买住房的，另给予相
应的地区补贴。离退休干部安置地根据民政部、总政治部下达的安置计划确定。地区补贴标准与军队在职干部地区补贴标准相一致。
（七）住房补贴额计算。一次算清的基本补贴额为：1999年12月份的基本离休费或退休费×40．94％×1999年12月（含）之前的军（工）龄月数＋每平方米每年8元×1992年6月30日前的军（工）龄年数×购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
离退休干部的月基本离休费或退休费，按照1999年12月份计发的基本离休费或退休费计算。基本离休费包括离休时基本离休费（本人在职时计发的最后1个月基本工资）和离休后至1999年12月以前增加的基本离休费。退休费包括退休时退休费（本人在职时计发的最后1个
月基本工资）和退休后至1999年12月以前增加的退休费（不含地区津贴和护教龄津贴）。
1999年12月以前离休、退休干部的军（工）龄月数，按照批准离休、退休命令前的工作时间计算。
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前的军（工）龄计算：1992年6月30日前离退休的干部，已下达离退休命令的计算到当月止，没有下达离退休命令的计算到实际离退休之月止：1992年7月1日以后离退休的计算到1992年6月止。
个人购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按中央军委〔1999〕19号文件规定的相应职级的军官、文职干部、士官的购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执行。
（八）补贴发放原则。根据安置计划和国家安排的年度住房补贴资金及房源情况，实行先退先补的原则，优先照顾边远艰苦地区和易地安置的离退休干部。
（九）购房未达标的货币补差。已购买住房、安居工程住房、参加集资建房和已安置住房、住房已开工建设的离退休干部，不予退房。其中，购房实际建筑面积末达到购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的，给予货币补差，具体办法由民政部、财政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另行制定。
三、现有住房的出售与出租
（十）现有住房的界定。本办法所称现有住房，是指已安置的住房及第四、五批已建成和已开工建设的离退休干部标准房。第四、五批已开工建设的住房及附属用房，由承建单位按原方式建成。
（十一）现有住房的出售。2000年1月1日以后出售军队离退休干部住房，由住房管理单位根据总后勤部〔1999〕后营字第530号文件规定组织实施。
（十二）现有住房的出租。离退休干部继续租住现有住房的，住房租金改革和租金使用按有关规定执行。
（十三）现有住房出售收入的使用。出售现有住房收入，住房管理单位留存30％作为公共维修基金，其余部分专户存储，严禁挪用。具体使用办法另行制定。
四、新建住房的建设与出售
（十四）新建住房的界定。本办法所称新建住房，是指已列入第四、五批建房计划尚未开工建设和第五批以后需建设的离退休干部住房。
（十五）新建住房的建设。离退休干部住房，原则上应相对集中建设。户型、面积应考虑离退休干部的经济承受能力，参照同职级军官购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设计。
军队承建的，由军队干部部门和基建营房部门编制建设规划，基建营房部门组织实施。有条件的，经军队大单位干部、营房部门批准，也可参加所在部队或地方组织的住房建设；地方政府承建的第四、五批新建住房，由安置地民政部门编制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
（十六）计划管理。离退休干部住房建设计划是国家住宅建设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计划的组成部分，继续按原规定程序编制下达。
（十七）优惠政策。军队离退休干部住房建设，继续执行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国办发〔1991〕9号文件关于免收市政设施、商业网点、中小学配套以及人防、绿化等费用，并不得向其集资和摊派其它费用的规定，同时享受国家、军队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其它有关优惠政
策。
（十八）新建住房出售。新建住房只售不租，由住房建设单位按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出售，楼层、朝向等调节系数执行安置地政府的有关规定。军队住房补贴制度建立前尚未安置的离退休干部遗孀购买住房，可按房改成本价计价，按有关规定给予军人职业折扣、军（工）龄折扣。集中统
建的住房，优先向规划安置在该点的离退休干部出售，适当照顾边远艰苦地区和易地安置的离退休干部。
离退休干部付清购房款后，拥有全部产权。
自建、自购的住房，产权归己。
（十九）附属用房。附属用房与离退休干部住房一起规划建设，具体建设比例另行制定。附属用房建设经费已下达的，应保证专款专用。
（二十）公共维修基金。新建住房公共维修基金的提留和管理，依据国家和军队有关规定执行。
五、经费来源与管理
（二十一）经费来源。离退休干部住房补贴和附属用房建设经费，由民政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申请，财政部按照列入安置计划的离退休干部人数的住房补贴标准核定，专项安排。
（二十二）经费的管理。对中央财政安排的离退休干部住房保障和附属用房建设经费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按现行的离退休干部建房计划、财务管理办法及时下达给住房建设单位。
新建住房所需经费，主要从中央财政安排的住房补贴资金中安排。离退休干部购房时，其住房补贴由离退休干部住房建设单位在购房款中抵扣或直接拨付给售房单位。
第四、五批离退休干部购买新建住房的住房补贴主要从中央财政安排的建房经费中转化。
批准自理住房的，与原单位签订退房协议后，可先领取不超过50％的住房补贴，在退出原住用的公房后，再领取剩余部分。
（二十三）住房公积金。离退休干部住房公积金的归集，移交政府前按连队规定执行；移交后按照民政部、财政部、总政治部民安发〔1993〕9号文件规定执行。
（二十四）提租补贴。离退休干部住房租金改革按军队有关规定执行，提租补贴经费移交前由军队负责解决，移交后由中央财政专项安排。
六、军建住房的移交和管理
（二十五）住房移交。现有住房移交，按民政部、财政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1999〕政干字第276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
利用军用土地建设与营区分不开的住房、与在职干部住房一起规划建设的住房、购买的军队现住房，暂由原住房管理单位管理，国家下达的住房管理费用按标准拨付给部队住房管理单位。
集中建房的所（点）移交安置管理单位。
（二十六）住房管理。离退休干部住房生活设施配套，能形成独立院落的所（点），有条件的，实行物业管理，可以招标方式选择物业公司管理；购、租住房并存的所（点），实行有偿服务，逐步向物业管理过渡；与在职干部交叉居住的，按部队单位的住房管理规定执行。
住房管理由住房管理单位组织实施。
七、附则
（二十七）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执行。以往离退休干部安置建房的有关政策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2000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