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协会法律问题初探
[摘 要]经济的转制、中国的入世和社会进步的要求，是行业协会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凸显的层层外力。对行业协会法律问题的探讨需要对其法律特征与性质进行认定；同时行业协会法律适用也是备受关注的问题。最后笔者从法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行业协会发展的法律模型假想。
[关键词]行业协会；法律剖析；法律适用；模型假想
伴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努力地进行着自我调整。为了达到内力与外力共同作用，中国加入了WTO。入世的外力要求中国在WTO的规则下，使自身体制结构的调整趋于协调状态。对于被西方国家称为“行政国”的中国而言，政府职能的转变必然地成为首要问题。然而，政府职能转变后，原来的政府的部分权力如何分配，或者说，政府原来的行政职责由谁承受呢？有学者认为，政府职能转变后， 一部分权力还给企业，一部分权力交给市场，一部分权力则放给社区组织，一部分监督职能转给社会中介组织。[1]作为社会中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行业协会，①通过协调行业内部、行业之间和特定的社会关系或监督协会成员的社会经济活动，以追求整个行业或集团的总体利益。因此，行业协会作为新的历史条件和市场氛围下的新型组织体（对中国而言），在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市场主体相互之间搭起一道沟通的桥梁，行业协会充当着组织协调的平等中立者角色。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探讨行业协会的有关问题已凸显出紧迫性与必要性。 并且中国目前存在的行业协会的组织结构不合理、法律法规不健全的问题直接影响着行业协会作用机制。
一、 我国行业协会的发展现状考察
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的目标追求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共同作用，我国的行业协会的生成出现了多成分、多形式的发展，并且有体制内的政府督办到体制外的自发自愿组建。然而，源于我国行业协会发展模式的弊端②：先发展，后管理；先繁荣，后规范；先规章，后法律的推进模式．我国现行的协会的成立绝大部分是依托行业主管部门。一方面，行业协会自身还没在市场中找到应有的坐标，缺乏被行业内部企业广泛承认的基础；另一方面，行业协会被设制为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部门分流人员的＂过渡组织＂．浓烈的行政色彩必然直接影响了行业协会的经济职能，然而经济职能是其存续的价值所在．相应地，大多数的行业协会在职能定位上多偏重于为政府服务，有的则被视为所谓＂二政府＂，并不能真正反映行业的问题和要求．[2] 以下笔者将对行业协会有关法律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在法律上对行业协会作初步的解析。
二、 关于行业协会的法律剖析
㈠、行业协会的法律性质问题
对于行业协会的性质认定，直接关系到行业协会的法律适用及其本身的市场定位。认定其性质之前，首先应对其外在特征进行分析。根据行业协会在一个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并且结合对行业协会发展趋势的探讨，其性质和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1、自愿性。各国的大部分行业协会均采会员制，即行业成员可以自愿申请入会，同时会员也有退会的权利。自愿原则是行业协会作为民事团体的本质特征所在。
2、非营利性。行业协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实体，并不以营利性为目的 ，它以追求整个行业的总体利益为己任，通过指导而不干涉，协调而不强制，监督而不管卡的原则服务于整个行业。
3、责任的有限性。行业协会在整个行业的管理体制中起着政府与行业、行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由它的非营利性与社会服务性决定了它的责任有限性，即行业协会以法人的身份承受着法律上的权利义务。
4、自律性。行业协会通过各自的章程和规章制度实现着行业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保护。
5、国际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国际间的互通往来将通过享有部分行业监管职能的协会组织实现。
从行业协会的法律特征中，可以归纳出行业协会的本质属性：社会团体法人。然而，从我国现有的行业协会设立、职能和组织形式等方面考察，如行业协会的“二政府”性质。我国的行业协会似乎是应属于事业单位法人。③该问题的辨析直接关系到行业协会是否具有法律法规授权形式行政权的主体资格，同时利于引起司法实践中关于行业协会的主体资格认定的尴尬局面得到重视。事业法人是指为了社会公益事业目的，从事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新闻等公益事业的单位。[3]事业单位的显著特征是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因此决定了事业单位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国家财政。而行业协会以整个行业的总体利益为追求，似乎也应具有公益性特点，但形式上的公益性，仅限于某一行业利益的狭义公益；事业单位的公益性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点的广义公益，包括文化、体育、卫生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事业。而且在实践中，行业协会的组成人员并没有列入行政编制。另一方面，从社会团体法人的角度考察。社会团体法人是指自然人或法人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④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4条规定，社会团体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即非营利性要求。第3条第二款又规定，社会团体应当具备法人条件，即责任的有限性。同时根据民政部在《关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有关问题通知》的规定，行业性社会团体法人是社会团体法人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以行业协会的外在特征和社会团体法人的内在吻合出发，并结合相关法律法规依据，可以从法律上进行认定：行业协会属社会团体法人，对于行业协会在中国的表现形式，行政依赖性，那只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完善的体现，并不能以静止的观点对其定性。
㈡、行业协会的类型和管理模式
纵观各国行业协会的生成于运行，存在着两种管理模式。第一种是“民管”模式，即纯粹的民间组织体。该模式是宪政上自由结社权的充分展现，但它建立在稳固的经济基础和成熟的市场条件下，以美国为代表。⑤另一种是“政社共管”模式，即以民间社会管理为主，辅以政府行政监管。此模式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这些国家的行业协会分为“民办”和“官办”两种，但以民办为主，并逐渐实现着“官办”向“民办”体制的转变。该模式是“政府失灵”与 “市场失灵”双重因素整合的结果，它体现了行业协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政府管制和法律规制之间的错综关系与权衡选择。
我国现存的行业协会，按期地位与职能不同可分为协调服务性组织和监督服务性组织，与此相对应，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国协会组织的生长途径，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方式。体质外的乃由市民社会中自下而上的自发形成，以期通过行业协会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而实现整个行业的总体利益，如作家协会，中国家具协会等；体制内的是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在政府的授权和委托下，分担政府的某些职能，主要体现为对行业内部的监督与服务，如消费者协会。[4]事实上，我国行业协会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诱发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推动下正蓬勃发展，然而明显的表现出不合理之处：“官办”与“政管”成了行业协会生成与运营的主流。该模式扭曲了行业协会的存在价值。行政权力的触角在行业中过于发达，将影响行业协会社会价值的发挥。因此在行业协会的发展过程中，“模式效应”是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其次我国行业协会生成途径的不同，决定了行业协会的合法性不同，也决定了立法所应采用的区别对待的态度：体制外生成的符合行业协会的本质与发展趋势，法律应侧重于确认、扶持和保障的功能；而体制内生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转轨与过渡的不合理性，法律应侧重于规范、治理与整顿的功能。[5] 以期实现体制内向体制外的良性转向。
三、行业协会法律适用探讨
对于行业协会特征与性质的认识与法律评价理念的建立是法律应用的思想基础。我国现行关于行业协会立法较为零乱、分散，并主要体现为行政法规与规章，如《社会团体管理条例》（1998年12月30日）、民政部《关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经贸委主管的行业协会管理意见》等；同时在一些单行法律特别就某些特殊行业协会作出规定，例如律师协会（《律师法》）、证券业协会（《证券法》）。立法的无序必然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以至影响司法实践中法律的权威性，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行业协会的发展。
关于行业协会的统一立法成了解决行业协会法律适用问题的必经途径。但是首先得明确行业协会是哪一部门法的主体，即行业协会法律关系作为调整对象的归属问题。缘于“政府——市场”完全平行、对立对等缘于“政府——市场”完全平行、对立对等、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和分析框架，[6] 行业协会作为社会中介组织的典型代表是政府与行业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因此可以假设“政府——行业协会（社会中介组织）——市场”的三元社会结构的成立，与此相适应是以之为基础的“公法——经济法（社会法）——私法”的法律三元结构。[7] 从一定意义上说，行业协会组织的发展是对经济法主体理论的补充，经济法的社会理论发展必须以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作为新型的主体。所以经济法的不断拓展性发展与完善将是关于行业协会统一立法的曙光。
四、行业协会发展阶段模型假想
事物发展规律一般是从逻辑与经济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从法律的视角研究经济现象的发展阶段将更加接近社会学的理想——合法性。以下，笔者将应用法律原理从立方因素和行业协会设立发展考虑，设计一个阶段模型，行业协会发展假想，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社会合法性。社会合法性包含社会责任的承当、社会责任的忠实履行和社会公认的实现三个层次。行业协会作为法人是社会中的“人”，因为特定的社会宗旨和社会目标而设立、生长。所以行业协会的章程中是否把社会责任的承当作为根本的宗旨，是否把社会责任的记载作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这是行业协会创会理念的直接体现，是衡量社会合法性的硬性标准。模型的理论架构在引入社会责任理论之时开始形成：政会分开促进的协会运作的自主性，自主办会实现了整个行业利益的优益，进而在社会责任框架内的本行业利益本位是社会责任忠实履行的见证。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社会责任必然意味着社会的公认，而社会公认的实现一定程度上使社会责任的分配合理化、公平化。因此社会合法性的三要素构成了理论模型的三角结构。
第二阶段：“行政”合法性。行业协会自身自治性与自律性运营构成了第二阶段的重点。为什么称协会自身管理为“行政”呢？因为模型作为一贯整体，犹如一个国家或集团，他的有效性运营离不开“行政”手段，“行政”是对管理因素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以达到组织结构的合理程度，行业协会的组织因素包括人员的组成、机构的设置、资金的运营等，组织因素通过“行政”手段的管理与整合，有序地、固定化地充实着模型三角结构的每一个空间。
第三阶段：法律合法性。法律合法性是对模型结构的最终完善，也是社会合法性与“行政”合法性的抽象与总结。它建立在法律对社会、社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的法律关怀的基础上。作为整个模型的最高追求，法律合法性使模型由理论向实践转化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 丁玉霞：我国市场中介组织若干问题研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2年第三期。
[2] 行业协会尽快走出“二政府”误区，http://www.ica.setc.gov.cn 2001-09-10
[3] 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余晖：寻找自我：转型期自制性行业组织的生发机制http://www.unirule.org.cn/Academia/neib001-yuhui.nem
[5] 雷兴虎、陈虹：社会团体的法律归制研究，法商研究，2002年第2期。
[6] 郭冬乐主编：通向公平竞争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7] 郑少华：社会经济法散论，法商研究，2001年第4期。
（作者系山东财政学院政法学院韩荣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
中国政府 加拿大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７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中国”）和加拿大政府（以下简称“加拿大”），以下简称“缔约双方”；
注意到和平利用核能是促进两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考虑到中国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下简称“条约”）的有核武器缔约国，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以下简称“机构”）的成员国，并已于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日与机构缔结了在中国实施自愿保障的协定；
认识到加拿大是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并因此承诺不制造或不通过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而且是机构的成员国，并已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与机构缔结了实施与条约有关的保障协定；
确认缔约双方支持机构《规约》的目标；
进一步强调条约的缔约国承诺促进并有权参加在最大可能范围内为和平利用核能在核材料、材料、设备和科学技术信息方面的交流，并强调有条件参加这种交流的条约缔约国可进行合作，共同为和平利用核能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
牢记两国扩大和加强和平利用核能合作的共同愿望；
兹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为本协定的目的：
（一）“政府主管部门”系指中国的国家原子能机构和加拿大的原子能控制局；
（二）“设备”系指本协定附件二中所列的任何设备；
（三）“材料”系指本协定附件三中所列的任何材料；
（四）“核材料”系指按机构《规约》第二十条定义的任何源材料或特种可裂变材料，此条已收入本协定附件四。由机构理事会根据其《规约》第二十条对认为“源材料”或“特种可裂变材料”的材料清单所做的任何修改，应在本协定缔约双方彼此书面通知他们接受这些修改时才在本协定中生效；
（五）“人员”系指受缔约任何一方管辖的任何个人和实体，但不包括本协定的缔约双方；
（六）“技术”系指供应方在转让前并与接受方磋商后，指定的与核不扩散有关并对设备的设计、生产、运行或维护或对核材料或材料的加工都是重要的技术数据。
第二条 根据本协定进行的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一）提供包括技术在内的科学技术信息；
（二）提供材料、核材料和设备；
（三）核技术在农业、工业和医学领域的研究、开发与应用；
（四）中加两国人员之间在上述领域中的合作；
（五）技术培训和有关设备的接触与使用；
（六）提供技术援助和服务，包括交换专家和专业人员；
（七）核安全及规章的研究；
（八）勘探和开发铀资源。
第三条
一、本协定第二条中所述合作可采取以下形式：
（一）缔约双方应鼓励在他们各自管辖下的人员通过交换专家和专业人员进行合作。
（二）根据供应方与接受方商定的条款，缔约双方应为包括技术在内的信息交流提供便利。
（三）根据供应方与接受方商定的条款，缔约任何一方或其人员可向缔约另一方或其人员提供或从缔约另一方或其人员接受核材料、材料、设备和包括技术在内的信息。
（四）根据供应方与接受方商定的条款，缔约任何一方或其人员可向缔约另一方或其人员提供或从缔约另一方或其人员接受本协定所涉事宜的咨询或其他服务。
（五）缔约双方认为适当的其他形式。
二、缔约双方应根据各自的法律和规章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保守包括缔约任何一方管辖下的人员之间转让的商业和工业秘密在内的信息的机密性。
三、本协定规定的合作应符合分别在中国和加拿大适用的法律、规章和政策。
第四条
一、载于附件一中的核材料、材料、设备和技术应受本协定的约束，除非缔约双方另订协议。
二、不包括在本条第一款的物项，经缔约双方书面同意，应受本协定的约束。
第五条 受本协定约束的核材料、材料、设备和技术只有经缔约双方预先书面同意，方可从本协定缔约一方的领土转让到第三方。
第六条 缔约任何一方均无计划将受本协定约束的核材料浓缩到同位素铀２３５达到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浓度或对核材料进行后处理。如果缔约一方在将来某个时候要进行此类活动，缔约双方将即时举行磋商，以就相互可以接受的安排取得一致意见。本着本协定所期望的合作精神，缔约双方同意只有在做出此种安排后，方可采取行动。此种安排应规定经后处理产生的钚或同位素２３５被浓缩到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二十以上浓度的铀被存放和使用的条件。
第七条
一、根据本协定进行的合作应只限于和平目的。
二、受本协定约束的核材料、材料、设备和技术不应被用来制造或发展任何核爆炸装置，或用于任何军事目的。
三、就授本协定约束的核材料而言，对本条第二款的遵守情况应由机构实施核查。此种要求在中国由授本协定约束的核材料接受中国与机构签订的自愿保障协定的约束得到满足。加拿大的遵守情况应由机构根据其与加拿大签订的与条约有关的保障协定进行核查。
第八条
一、核材料应受本协定的约束，直到：
（一）已确定不再有用或实际上不能回收成根据本协定第七条所述保障观点用于有关该活动的物质形态。缔约双方应接受机构根据其作为缔约一方而签订的有关保障协定中关于保障的终止条款所做出的判定。
（二）根据本协定第五条的规定，已被转移出接受方的领土；或
（三）缔约双方另订协议。
二、材料和设备应受本协定的约束，直到：
（一）根据本协定第五条的规定，已被转移出接受方的领土；或
（二）缔约双方另订协议。
三、技术应受本协定的约束，直到缔约双方另订协议。
第九条 缔约双方应在各自管辖范围内，对受本协定约束的核材料按本协定附件五中所规定的级别进行实物保护。
第十条
一、经缔约任何一方要求，缔约双方应对有效履行本协定的义务，包括就受本协定约束的核材料实施实物保护的有关事宜进行磋商。
二、政府主管部门应作出行政安排，以促进本协定的有效执行，并经缔约任何一方要求应进行年度的或在其他任何时候的磋商。此类磋商可采取互换信件的方式。
第十一条 缔约双方对本协定条款的解释和适用的任何争端应通过谈判或缔约双方同意的其他程序解决。如果通过此类方式无法得以解决，经缔约双方同意，可将该争端提交仲裁。
第十二条
一、本协定经缔约双方签字生效。
二、缔约双方可在任何时候经书面同意修订本协定。本协定的任何修订案应根据本条第一款的规定生效。
三、本协定有效期为三十年。如果在本协定期满至少六个月前缔约任何一方未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将继续有效十年并依此顺延，除非缔约任何一方在此种有效期满至少六个月前通知缔约另一方希望终止本协定。
四、除非缔约双方另订协议，尽管本协定已终止，本协定第三条第二款，第四、五、六、七、八、九、十和十一条中规定的义务应继续有效。
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的下列签字人已签署本协定，以资证明。
本协定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七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用中文、英文和法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注：附件一、二、三、四、五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加拿大政府代表
李 鹏 让·克雷蒂安
（签字） （签字）
附件 会谈纪要
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七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谈判中，缔约双方就以下内容达成一致，以下内容是本协定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于本协定第四条，缔约双方确认，供应方的政府主管部门应就受本协定约束的核材料、材料、设备和技术的每次转让，在装运之前书面通知接受方的政府主管部门。
关于本协定第七条，如果第七条第三款提及的机构保障未在缔约任何一方的领土上实施，经缔约任何一方请求，缔约双方应立即相互磋商并找到缔约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以确保第七条第二款的遵守。
关于本协定第十条，本着合作的精神，经请求，缔约任何一方应向对方通报机构对在该缔约方领土上进行的涉及受本协定约束的核材料核查活动的最新报告的结论。
